莱霍夫和他的纪录片

　　什么样的血腥新闻能够对自己有利，恐怖分子就会毫不犹豫去做。他们在给公众“喂”所谓的“新闻”，以引导舆论走向。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林达 发自美国

　　在以黎冲突炮火连天之时，一部有关这个地区的新纪录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已在业内引起轰动。这部电影的制作人长期关注中东问题，以纪录片方式向人们介绍这个地区被遮掩在幕后的真实细节。这部名为《自杀杀手》(《Suicide Killers》)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东纪录片。他的名字是皮埃尔·莱霍夫(Pierre Rehov)，法国人。

　　用镜头还原真相

　　皮埃尔·莱霍夫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出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童年时代，皮埃尔·莱霍夫就目睹过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活动。

　　1961年，阿尔及利亚即将独立。面对可能发生的巨变，二十五万生活在那里的法国居民，对生活前景满怀忧虑，决定移居法国。虽然从国籍概念来说，他们是“回国”，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几代人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根已经扎在那里。所谓的“回法国”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移民。九岁的莱霍夫随着父母被卷入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

　　莱霍夫此后一直在法国的氛围中长大，对于中东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和关注。直到2000年，他在电视里看到法国二台播放的有关穆罕默德·阿尔-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过程的报道。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真实事件。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是加萨一个12岁的男孩，在中东冲突中被流弹打死。法国电视二台拍摄了整个过程，并且公开放映了几组镜头，随即被全世界的电视台转播。在密集的枪弹射击中，男孩躲在父亲身后，两人一起紧贴墙根坐在地上，万分无助地躲避在墙角边的一个铁桶后面。孩子惊恐万状，绝望大哭。父亲徒劳无力地试着拉扯，希望能挡住孩子哪怕一点点。镜头切换至最后，孩子身中四弹，倒在重伤的父亲怀里的静止镜头。中弹的过程没有播放，参与拍摄的记者宣称，整个过程中更血腥的镜头，被他们在剪接编辑时截留了。在播放的时候，有“不要开枪”的叫声。新闻报道说，当时试图接近的救护车驾驶员也一死一伤。事件中的父亲事后接受采访说，“这是我一生的恶梦.....我的儿子吓得向我求救：‘为了上帝的爱，保护我，爸爸！’我将永不能忘记。”

　　电视的特殊传播功能，使这一段录像远远超越了新闻的意义，那是活生生展示在人们面前的真实杀戮。

　　公众舆论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着感情在走：哪一方发出的子弹，他们就是谋杀无辜平民的凶手，就是罪恶。当拍摄这组镜头的法国二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宣布，这对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时候，大家自然把它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这个孩子为主题发行

　　录像刚刚公开播放的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质疑报道的真实性。一些有心人综合其他电台拍摄的同时发生的战事录像，开始怀疑法国二台报道的真实性，莱霍夫就是其中之一。从种种蛛丝马迹，他们发现整个过程颇为蹊跷，坚持要求对这名加萨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开调查，终于引出各方介入。

　　录像片的拍摄者是一个名叫塔拉尔.阿布.拉赫玛(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为法国电视二台工作的自由摄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尔.阿布拉赫玛在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在誓言下作证说，他“确认以军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打伤其父。”为这段新闻的摄制，他得到一系列的新闻奖、记者奖、电视奖等等，包括来自法国和美国华盛顿市的奖项。

　　但是，后来的调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对父子所处的位置不可能是死于以军的枪弹。而且，检查那些没有播放的影片资料，不仅没有摄影记者曾经宣称在编辑中截留的、穆罕默德.阿尔-杜拉被打中时的血腥镜头，反而发现在这段镜头几分钟前的片子里，有明显的伪造新闻的证据。例如，巴勒斯坦救护车救助的是没有受伤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镜头前受伤倒地，在拍完后却又站起来跑掉。经过几年的调查，基本上能够确认的是，这个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枪手的子弹打死的。整个调查过程记录在另一个电影人菲利普.本索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纪录片《解密》(《Decryptage》)之中。

　　可是，看过这段新闻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很少有人知道这场调查，更少有人去看本索桑的纪录片。“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之死”至今被极端分子利用，作为煽动伊斯兰国家民众仇恨以色列的材料。

　　这一事件给莱霍夫很大刺激，他觉得自己在法国看到的有关中东的报道，有许多宣传的成分。而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是被动的，懒到都不会去想一想，双方交火打仗，怎么可能只是一方在误伤平民。后来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发现，在那里，只有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闻业者，或者至少是宣称自己是倾向巴勒斯坦的记者，才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发现，媒体的不公正，与那里聚集了许多有预设立场、有倾向性的新闻记者有关，尤其法国媒体，更是如此。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以及大众对真相的了解，对一个区域的问题解决，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他决定亲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和真实报道，以抵御宣传性的煽动。

　　战争的另一面

　　从2000年开始，莱霍夫深入巴勒斯坦，拍摄了一系列有关中东问题的纪录片。在纪录片《沉默的出埃及记》(《Silent Exodus 》)中，莱霍夫让人们看到了同一场战争另一面后果——数量庞大的犹太人难民。

　　中东难民问题的起因是1948年的中东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第二天，阿拉伯最强大的四个国家，在几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称要消灭这个诞生刚一天、没有援助和像样军队的新生国家。

　　当时在以色列的国土范围内有许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后来有很多学者探讨巴勒斯坦难民的形成。他们有的是因为躲避战火，有一些战区的阿拉伯人是在以色列军队的要求下离开，更有几十万人是听从了阿拉伯国家的号召而离开家园，这些国家向他们保证，只需很短时间，以色列就会被消灭，他们就可以作为胜利者和征服者再回去。留下来没有走的阿拉伯人，成了今天以色列的国民。

　　非常意外地，强大的阿拉伯联军并没能消灭当时弱小的以色列。这些离开以色列家园的大批阿拉伯难民因此滞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为难民。鲜为人知的是，这场阿拉伯国家发动的战争其实也造成大量犹太人难民。

　　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居住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法丁人(Sephardim)。Sephardim这一称呼来自希伯莱语“西班牙”(Sefarad)。他们的祖先生活在西班牙，在阿拉伯统治时期，犹太人在西班牙南部成为和阿拉伯人相处得最好的族群。1492年的“光复”中，这些犹太人被驱逐出境，进入北非，仍世世代代居住在阿拉伯国家。1948年阿拉伯世界决定消灭以色列的时候，也引发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驱逐已经世世代代在阿拉伯国家生活的塞法丁犹太人(也被称为阿拉伯犹太人)。直到1948年，在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有将近九十万塞法丁人在那里生活，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千人。他们流亡至世界上各个国家，其中有六十万难民涌入以色列。

　　莱霍夫采访了大量犹太人难民，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使得这段尘封的当代历史重见天日。而重新讲出这段历史事实，是要对解决今日中东难民问题，引出有价值的思考。

　　“消失”的犹太难民

　　看了《沉默的出埃及记》，人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犹太人难民怎么会沉默？他们的人数不比当时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可是，今天人们从来没有听说中东和平进程中，有所谓的“犹太人难民问题”需要解决。原因在于，当时的以色列政府认为，应该使得这些不幸的犹太难民尽快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建立新的生活。因此，以色列尽可能分散安置蜂拥而来的难民，他们一开始都住在难民营，也就是被以色列人称为“Ma’abarot”的“帐篷城市”里。以色列社会帮助他们逐渐融入社会。犹太人难民也就没有聚集成巴勒斯坦那样“永久的难民营”。1958年，以色列境内的最后一个“帐篷城市”撤销。

　　近百万中东战争造成的犹太难民，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他们没有依靠联合国难民署生活。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难民从1950年联合国登记的七十一万一千人，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达到四百万人。

　　也许人们会说，那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事实上，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万，充斥着大量无家可归的二战难民。从阿拉伯国家被驱赶来的难民总数，相当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口。虽然难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可是，当时欧洲犹太人的绝大部分个人财产，几乎都在二战中被纳粹掠夺，外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却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国家，分散安置阿拉伯难民的消化能力远比以色列要强得多。他们没有做，只是他们不愿意做。

　　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中东和谈的一个最大难题。巴勒斯坦一方，坚持要以色列接收今天的全部巴勒斯坦难民，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要求，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难民很多已经不在了，是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承袭着难民身份而住在难民营里，难民营依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是当年难民人口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对难民营孩子从小灌输仇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有大量所谓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描绘”。在这样的教育下，难民营长期成为极端分子的武装基地，正是他们的极端思维，使得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变得不可解决。

　　莱霍夫通过纪录片告诉善良的人们：他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在被恐怖分子利用，成为平民、甚至是阿拉伯平民死亡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所谓恐怖分子的特征就是不择手段，杀害平民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公开手段。假如平民死亡能够带来对他们有利的国际舆论，他们完全不会怜惜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这样的舆论。因此，恐怖分子的基地总是在难民营，他们的武器库总是在居民区，他们总是要引发武力冲突，甚至制造自己一方的惨案。

　　什么样的血腥新闻能够对自己有利，这些恐怖分子就会毫不犹豫去做。他们在给公众“喂”所谓的“新闻”，以引导舆论走向。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微笑的自杀杀手

　　2005年7月15日，莱霍夫就《自杀杀手》接受了美国MSNBC电视台的采访。他谈到在工作中接触过许多在自杀炸弹袭击中的幸存者。他不断听到不同的受害者对自杀炸弹手的描述：在引爆的最后一刻，炸弹手总是面露微笑。这促使他开始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个性的人，会犯下如此罪行。

　　莱霍夫说，他的电影不是“政治正确”的。莱霍夫说的“政治正确”，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在自觉推行的一系列言论原则，例如，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某一个特殊文化或者群体的弱点，尤其是对异文化和弱势群体。它的出发点是对他人和文化的尊重，是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可是，这个趋势很快走向极端，阻碍了对一些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文化现象等问题的正常研究和讨论、批评。最后，对一些领域的探讨成为禁区，更谈不上着手解决。

　　莱霍夫希望通过影片触及“现实问题”和当今伊斯兰文化产生极端主义的一些真实面貌。他认为自己的纪录片明确地谴责一种极端主义者的仇恨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些人以神的名义劝导杀人，这种洗脑使得杀人和自杀成为另一些人的唯一生活目标。

　　莱霍夫在影片中揭示，这些自杀炸弹手大多为15岁至25岁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隔离的状态中，没有恋爱和性生活的机会，性欲旺盛却对性有强烈负罪感，因而产生焦虑，心理行为异常。这些自杀炸弹手接受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参与“圣战”、以自杀方式杀人之后，将进入有72个处女在等待他们的天堂。对这些青少年来说，这是信仰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心理焦虑解决的仅有出路。

　　谈到自己对自杀炸弹手和他们的家庭的采访，莱霍夫说，那是一种很奇特的经历。这些人看上去正常，待人和蔼，可是，关键是他们相信这一套东西是“真实的”。一个已经死去的炸弹手的母亲对他说，“感谢神，我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烈士，对她来说，“是比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一个医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的价值系统使得一些人对自身“死”的追求胜过“生”，他们唯一的梦想就是完成他们的宿命和目标。死亡对于他们，只是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人生的大门。

　　通过采访莱霍夫还发现，在这些自杀炸弹手面前，他们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无辜受害者，只有应该被毁掉的不纯洁的肮脏对象。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遵从神的指引。

　　在问到自杀炸弹手家庭所得到的经济援助时，莱霍夫回答说，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时代，自杀炸弹手的家庭可以得到两万五千美元，阿拉法特给的略少一点，现在基本没有了。不过，即使在有经济援助的日子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家庭会是因为钱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那些很顾家的孩子，为家里挣得这些钱，却可以是成为炸弹手的原因之一。

　　莱霍夫说，最终，他们只是为人利用，沦为发射炸弹的一个炮架，以死亡换来的并不是代表着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只是不知道而已。

　　那么，怎样才能结束恐怖袭击呢？莱霍夫认为，“人们必须结束所谓‘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不要认为这样极端文化的产生，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这种极端主义只是纳粹的一种新形式而已。在1930年代，没有人尝试为希特勒辩护或者寻找借口。我们曾经为了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也不得不先去打败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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