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碧奴哭了我没哭

苏童 图/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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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坚决否认在写作《碧奴》的过程中曾流过泪，但是他不否认小说强烈的隐喻和影射色彩，其中许多纷乱扭曲的场面让人很容易地联想起“文革”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苏童大踏步走向咖啡馆的吸烟区，牛仔裤的后兜里突起鼓鼓囊囊的一方块——疑似香烟，而非钱包。然后声如洪钟地宣布点一壶高山乌龙。

　　《碧奴》写罢，他最头疼的事情来了，宣传，签售，演讲，许许多多的记者以良好的态度和无尽的耐心给他喋喋打电话。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同样的一个问题，一天要回答5遍。苏童抓着脑袋一脸痛苦。

　　病孩子

　　从苏童现在的体格，很难想象他少年时的孱弱，粗眉大眼，虎头虎脑，完全是能喝上几壶的一条大汉。从他那些细腻奇诡的描写女性命运的小说里所推论出来的阴柔气质，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线索，除了他的嘴巴线条，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男生女相。

　　他的少年气质保存完好，天真、莽撞，而又机警。同样寓居南京的作家毕飞宇评价他，“苏童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

　　“他当然不是指相貌。”苏童自己注解，“《文学报》的徐福全，很多年跟拍我，把他拍的照片前后比一比，就可以看出变化了。”

　　他在一个阴性的城市长大，少年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病孩子。9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肾炎，这是富贵病，只能坐卧静养，最要命的是，不可食盐。同街的另一个男孩子比他大些，12岁，也得了同样的病，因为没忍住嘴，老偷偷拿筷子在盐罐里醮盐吃，死了。

　　苏童半年没沾一粒盐，“嘴巴里淡出鸟来”，好几次他掂了筷子在盐罐边上犹豫徘徊，但他记得医生的警告，怕死。死亡在一个9岁孩子的脑袋里，会是什么形状？苏童没说。他说的只是：姑苏滴滴答答的梅雨天，他一个人休学在家，躺在年久失修的藤条躺椅上。房间逼仄狭长，晦暗的墙壁上有渗水印子一点点淌下来。从天井里透来潮湿的光线。时间是半凝固的，可以被割成一块一块。外婆在隔着天井的前厅里，间或会来看一看他需要什么，或者替他熬药催他喝药。

　　这场病，使他从此变得跟别的孩子有那么一些不同，也许是多思，也许是敏感，或者是别的什么。也是在这个时候，病中无聊，他开始读当时颇为流行的《艳阳天》之类的小说打发时间。“那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在纸上写下一连串臆造的名字，然后在名单后面注明这人是党支部书记，那人是民兵营长，其实是在营造人物表。前些年我在家中翻抽屉时还找到过一张这样的人物表。也许这是我对文学最初的白日梦。”

　　跟那个时代大多数文学作品一样，9岁孩子“人物表”上所取的名字爱憎分明、阵营俨然，正面角色的名字高大全真善美，反面角色的名字则庸俗粗俗猥琐。以此标准反推，“我自己的本名就是最典型的富农的名字。”

　　从文以后，他给自己起了笔名：苏童——苏州姓童的。

　　短篇的尴尬

　　关于苏童，大多数人所知的，不外乎《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鸿米店》、《红粉》，等等。年龄再小点的会报出最新一部电影名，《茉莉花开》——那场章子怡圆睁杏眼一个人演完了所有女人的电影。

　　有趣的是，受众印象中的苏童作品，往往来自电影。在快餐化阅读的时代，这很自然，甚至，是一种必然。上述这些大名鼎鼎的电影分别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米》、《风月》以及《妇女生活》，且都是苏童自己并不十分看好的小说。

　　“很奇怪的，你看当下的文坛，对余华、王安忆他们，基本上态度观点都比较一致，只有对我，意见分歧特别大。”他仿佛是经常被误读的一个，有评论家说他跟格非、北村等并列“先锋派”，马上就会有另一拨评论家跳出来反驳，“苏童怎么可能是‘先锋’？”并罗列出《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等从情节到手法都无比传统甚至老掉牙的例子。有人说苏童小说绮糜华丽擅长写女性，很快又会有人讥诮地建议他先去看看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作品再来发言。

　　对于那些被改编的电影，苏童从来不置一词，最多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再想想跟原著有什么区别。他对外界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关痛痒的满不在乎。有时候，电影公司为了造势，请他作为原作者出席相关活动，他总是谢绝。《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炮而红以后他说，小说遇到了电影，不过是菜农“卖菜时碰到了大老板, 可这对于菜农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是那个还得继续种地的菜农。

　　让他挂心的，是他的短篇小说遭遇的尴尬，这大概是许多小说家共同的尴尬，而苏童尤甚，因为他最见功力、驾驭最老到的，恰恰是短篇。

　　“有个评论家说得好：这是长篇沙文主义的时代。毫无办法，长篇就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当然，从作家本身来说，也会希望写出一些有质量的长篇。有人问我，《碧奴》出版前我为什么沉寂了4年？其实我一直在写，写短篇，而且出了一个集子，但是市场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有的短篇集子只能卖出几千册，比如我个人比较满意的短篇有《水鬼》、《伞》、《木壳收音机》、《吹手向西》、《西瓜船》等等，但这些，除了一些专门研究文学的人会去买来看一看，都不大被人知道。”

　　自觉逃亡

　　苏童长期居住在南京的闹市老城区，那种憨厚、实惠、热气腾腾的市民化生活方式使他颇为着迷。他常常在下午，毫无规律与既定路线的，在大街上施施然步行个40来分钟，看穿着拖鞋大裤衩的南京男人，怡然自得地，在卤菜店斩半只鸭子拎回家当晚饭。

　　10来岁时跟着老师来南京参加作文比赛，一出站就被对面的玄武湖和满街遮天的大树迷住了，心里嘀咕，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到这个城市来生活。大学毕业填写工作意愿，同学不是留京就是回乡，他填：南京。从此一住就是近20年。

　　走路是他的固定锻炼项目之一，他通常夜间写作，上午睡觉。对他来说，下午一点半，一天才刚刚开始。跟大多数写作的人一样，他有睡眠问题，所以他积极锻炼身体，家里置了跑步机，睡觉前还做俯卧撑。

　　这个少年时文弱的孩子，在大学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体育天赋，无论是篮球的三步上篮，还是足球的带球传球，他常被体育老师叫出来当众做示范动作。这让他惊喜，也给了他动力，他的身板开始厚实健壮起来。毕业参加体检，一位中医搭了搭他的脉，建议他复查肾脏，他心下暗惊。复检下来安然无恙，但仅从脉搏就诊出他童年的病史，他从此更加信服中医。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之时，舒婷、北岛等“朦胧派”诗人风头正劲，苏童也写过大量的模仿之作。“我写诗不行，余华他们到现在，笑话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当着我的面吟我早年的歪诗。”

　　他害怕写作陷入一个固定的套路，每一篇作品出来，下一篇，一定要写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要逃。他自觉在语言上得到帮助很大的是美国作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中的那种语言方式给了他一种真正的触动，并非常自然地向其靠拢。“好多人认为他(塞林格)是个三流或者二流作家，但我非常喜欢，现在仍然对他情有独钟。 塞林格唤醒了我，而可能对别人不起作用。”

　　他写了大量以少年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在他的少年时代，无论好孩子或者坏孩子，都是在街头游荡的野孩子。那年头的孩子从不玩单挑，流行的是打群架，“我很安静，因为体弱多病，没办法参与‘革命斗争’。但我哥哥不安静，他是个打架胚子，我跟在我哥哥后面出去晃，太知道这些事情了。”

　　写小男孩的世界，使他看见了自己的创造力，到了《妻妾成群》，他又发现有时可以不必强调自己个人的创造，而去沿袭和改造古典的东西。《妻妾成群》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说从叙述方法，到故事形态，到人物关系，没有一样是新的，但苏童照写不误。

　　写《碧奴》的时候，他平均每天写3000来字，这在他已经是非常流畅的量。这部20万字的长篇，前后写了8个月，初稿4个月，改写4个月。

　　《碧奴》不是空穴来风

　　苏童曾在几年前的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访谈里说到他的《我的帝王生涯》，“我觉得30岁以后的想象力无可挽留地衰退了，我现在很难保证我能否写出《我的帝王生涯》那样的作品来。”事隔几年，他又写出了作为“重述神话”系列作品之一的《碧奴》。他认为《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在这部新小说面前显得单薄。

　　“重述神话”是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各国作家以本国神话故事为原型，融合个性风格，重塑影响世界文明中沉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苏童凭借《碧奴》入选成为“重述神话”的首位中国作家，获得高达百万元人民币的版税。

　　起初，苏童在“孟姜女哭长城”和“大禹治水”两个传说之间摇摆不下，最后，他选择了“孟姜女哭长城”这个叙事更为简单、结构也更为开放的故事下手，并竭力在“哭”字上大做文章——碧奴来自一个明令禁止哭泣的村庄，那里的女人被训练得可以用最隐秘的部位来排遣悲伤。碧奴从小就学会了用头发来哭泣，随着苦难的不断升级，她的手指、脚掌、乳房等都开始汹涌排泪，泪水成了她最柔软、最卑微的武器。

　　碧奴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了一个半蛮荒半文明时期的女人，是单纯朴素的情感动物，自我认识或者性格培养都是被动的、一根筋式的。她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千里寻夫送冬衣。

　　《碧奴》面世后立即成为各地新书排行榜的冠军，但评论褒贬不一，且意见分歧相当大。苏童自己很喜欢这篇小说，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女儿也喜欢。他觉得他也许可以信赖孩子们对神话的直觉：在《碧奴》中，女儿最喜欢的人物是芹素——一个被羞死的贼。

　　苏童坚决否认在写作《碧奴》的过程中曾流过泪，他满有把握地说，“我从来不哭。”但是他不否认小说强烈的隐喻和影射色彩，其中许多纷乱扭曲的场面让人很容易地联想起“文革”。

　　“文革”时的苏州，跟全国一样分为两大派：保皇派，苏州当时称为“支”派；造反派，又称“铁”派。苏童的父亲在机关工作，自然被划分为“支”派，而母亲是工厂工人，属于“铁”派。一次，苏童父亲下班即被一拨雄赳赳参加武斗的造反派抓走，母亲听到消息，马上冲到老童被关押的地方力争，要求放人。当时苏童只有4岁，后来他多次听父母说起这段往事：关押处的墙壁上和地上都是血迹，母亲赶去的时候，父亲的单车被孤零零丢在外面，笼头上挂着父亲平时戴的一顶草帽。

　　“如果那次不是我母亲去得及时，父亲肯定要挨打，吃苦头，而且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我母亲的性情，实在是非常刚烈。”

　　虽然与碧奴时代不同、个性迥异，但女性在拼死维护自己的丈夫与家庭时迸发出来的惊人能量，并无二致。这或许构成了《碧奴》在苏童潜意识深处甚少为外人道的直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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