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薪伊：戏如人生

　　陈薪伊说: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

　　□ 文/毛时安

　　话剧导演陈薪伊最近出版了她的导演手记《生命档案》,这本书是在我一再坚持下出版的。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我认为，陈导作为中国戏剧界当下最优秀的导演艺术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导演了整整70台戏。这70台戏在她的身后铺出了一条星光灿烂的艺术之路。这位中国戏剧界的“金牌导演”，摘取了中国戏剧所有的荣誉和奖项。特别是在万众瞩目的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中，她在十个剧目中导演了两个。奖章像星星一样点缀着她的艺术生涯。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她颇有“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气概。她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领域一位身经百战的“女将军”。

　　有幸的是，我作为同事、朋友和观众的三个角色，直接目睹了她这十年来一些作品化虚无到实有的创作过程，心有所动，就把一些感动和感想表达出来吧。

　　1995年1月18日，陈薪伊在她的导演艺术研讨会上对自己有一个在我看来至今仍是极为精辟的概括。她说，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

　　作为一位戏剧家，陈薪伊的人生充满了变化无定、开阖跌宕的戏剧性，体现了戏剧中才有的令人焦虑的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性格、事业、情感的纠葛和冲突。她人生的许多际遇、许多细节，包括她的身世、她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义无反顾的选择，几乎稍加整理，就会成为精彩的戏剧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薪伊的生命档案就是这个富于戏剧性的时代的浓缩版和个人化。她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和人生轨迹就是一张活生生的时代索引。

　　而她导演的戏剧作品就是她戏剧人生转化升华出来的人生戏剧。她把人、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命运际遇、人与历史、人与人、人与自己的撕裂人心的分裂和冲突，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看她导演的那些优秀的人生戏剧，实际上是在审视她和自己的戏剧人生。

　　在导演话剧《商鞅》的时候，她坚持要把历史上商鞅的五马分尸变成舞台上的万箭穿心。这不仅是舞台表现更直观更强烈的需要，更是陈导戏剧人生惨痛警示的需要，是她在极左路线下度过的不堪回首的人生反思。从商鞅的“万箭穿心”，到《贞观盛事》唐太宗魏征心领神会的“一笑了之”，实际上概括了陈导戏剧人生的全部心情变化。

　　对于陈薪伊来说，人就是戏，戏就是人。中国古代美学把“不隔”视为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陈导就是那种人戏不隔、戏人合一，将人生和戏剧、生命和艺术力图统一起来的艺术家。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陈薪伊也经常会表现出不少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戏剧性和戏剧行为来。她经常会忘记自己的生理年龄，让自己的装束和举止散发出青春的气息来。在我初接触她时，颇不习惯。后来才知道那其实并不是演员习气中的“做作”，而是她性格本色的天然率真的流露。那年，我们一起出访西班牙。在巴塞罗纳充满梦幻情调的花园底层大厅里，碰巧有一位卖艺人用手风琴在拉弗拉门戈小调，陈导兴奋得当场拉着剧作家赵耀民翩翩起舞起来，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留下人生美好难忘的瞬间。在人戏合一浑然不隔的境界上，陈导具备了真正艺术家的气质。

　　陈薪伊属于那种终生“在路上”的艺术家。她像她导演的张骞那样一直在“出发”，在打点行装。灵魂一直在路上漂泊，在寻找着精神的归宿。直到她定居上海，依然壮心不已，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和张骞一起“再出发”。她导演的商鞅是秦国的一个客卿，说到底也是一个灵魂“在路上”，寻找归宿而不得的人物。对于陈导来说，每一个戏都是为自己“在路上”行走的一处歇脚和宣泄的小小的木屋。

　　说到在路上，不得不说陈薪伊人生三个主要落脚点。这就是：西安、北京、上海。俗话说，中国历史，三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陈导无意之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走了一趟。陈薪伊能有今天，西安给了她最初的艺术文化滋养，而北京则给了她理论的提升。中戏的人文气息、徐晓钟先生的儒雅风范以及上世纪80年代北京活跃的戏剧思想，给陈薪伊朦胧的文化积淀指出了逐渐清晰的文化方向和艺术理念。话剧和现代的戏剧观念，为她的艺术飞升插上了矫健的理论双翅。也许没有北京的学理提升，她将会久久在黑暗中徘徊，而上海这座90年代开始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国际化大都市，则为她登上自己导演艺术的巅峰、将自己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同时推向极致，提供了广阔驰骋的舞台。在上海她遇到同样在汉唐文化怀抱中长大的尹铸胜、周小倩和原上海青话的一批优秀的话剧艺术家，遇到尚长荣，关怀这样出身梨园世家、视京剧为生命的优秀组合，遇到了《商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剧作，遇到一大批她的艺术知音。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史上，上海已经无数次地成就了外来人的艺术梦想，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上海带来了一份文化的光荣。如今，陈薪伊也幸运地成了他们序列中的一员。虽然此前她也摘取过许多艺术荣誉，但2003年她一举在十项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夺得了两项，无疑最终成就了她在当前中国戏剧界的巨大声望。

　　一个灵魂在路上的漂泊者，是艺术家的宿命。而要坚持这一宿命的漫漫长途，内心是要有某种支撑和归宿的。对于陈导来说，历史、英雄、理想、悲剧，是她人生和艺术的美学核心。她抖开历史的长卷，让商鞅、张骞、李元昊、魏征、李世民等英雄，在我们眼前挟着雷电，痛哭，呼啸而来，奔突而去。陈导对英雄人格所独具的崇高感、悲剧感，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她能把商鞅的悲剧感呈现得撕心裂肺，同样能把李世民、魏征的崇高感诠释得淋漓尽致。倘若说，《商鞅》在中国戏剧的历史悲剧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和化不开的浓烈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想象陈导能把一代名君唐太宗和开国重臣魏征崇高人格之间的金戈铁马式冲突，处理得如一树梨花那样清淡而洋溢着轻喜剧式的幽默，甚至散发着“月儿如钩”那一脉宝蓝夜幕下的清辉和温馨。

　　但是，陈薪伊前半生的苦难坎坷，不仅铸就了她对英雄人格的向往，同时也孕育了她对底层、对草根阶层生存状态发自内心的关怀。在《商鞅》中除了商鞅，最令人难忘的是“为奴隶的母亲”姬娘。这个出身卑微，用双目成全儿子，最后在火光中陪伴儿子走向死亡的母亲，陈薪伊同样让她成为了“中国的巨人”。在《贞观盛事》中，三千寻常宫女的命运，中国百姓对于清廉为政的向往，同样牵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这出戏在许多精英中有争论，但每次演出，从高官到黎民百姓仍是反响热烈。

　　戏剧的全部奥秘在于剧本完成以后，导演将用什么方式“叙述”剧本，倘若一个导演找不到自己在舞台上“叙述”剧本的方式，那么再优秀的剧本也只能在案头阅读，对于观众只是飘浮的云烟。陈导是一个极其注重形式并且勇于追求形式感和形式创新的人。人们很难想象，没有大开大阖的舞台框架的变化，《商鞅》会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力量。没有应天齐《西递系列》版画对徽派民居的独到处理，会有《徽州女人》的空灵和幽怨。我曾经看她在淮剧《马陵道》的舞台上堆满了桌子，也看到她把京剧《梅兰芳》的舞台变得澄明透彻。

　　总的来说，陈导的风格偏重于厚重大气。但她在人们经常忽略的幕前戏、过场戏中也时有精雕细刻的神来之笔。如《贞观盛事》李、魏冲突后，一群宫女的下场，她就没有简单的“一道汤”，而是让她们带着各自的戏剧心理，或交头接耳，或你牵我拖，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极有区别和个性地走下场去。一戏一格，一戏一式，一戏一样。陈薪伊对于戏剧舞台的呈现样式的追求，实在到了苦心孤诣的程度。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她的每一次形式的追求都是成功的。事实上，当一个艺术家对于形式的追求变成了形式主义，或者把形式创新压倒了内容的追求时，对于艺术家来说，形式就会变成妨碍戏剧叙述、干扰戏剧欣赏的危险的东西了。做人要常规平和，从艺需极致奇诡。我欣赏的是陈导不畏极致甚至敢走极端、标新立异的勇气和胆魄。

　　很多大牌演员都以和陈薪伊合作为荣，因为她能把对戏剧的理解灌注到演员的内心深处。她能和演员在复杂的人物心理变化和舞台运动中，建立一种彼此信任默契的关系。她亲切的时候像个慈祥的母亲和老师，她严厉的时候又像个威严的将军。在上海越剧院排大剧院版《红楼梦》时，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引得那些年轻的未婚女演员开玩笑说，如果陈导是个男士，我们就一定嫁给他！

　　陈薪伊把自己的导演手记命名为《生命档案》，确实，她在许多戏中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她已经排了那么多戏，有了那么多令人羡慕的桂冠，作为朋友，现在我倒是希望她戏排得稍微少一些、精一些。因为生命和才气，都是极为珍贵的东西。稀释了，那有多么可惜啊。而且在艺术中，生命只有保持一定的浓度，才会光华四射、激动人心。同时我也由衷地希望她能像当年排《奥赛罗》那样，以当下的积累，沉下心来，重返经典，阐释经典，在对经典的沉思中汲取未来艺术前行的滋养。

　　我愿意成为她永远的观众朋友。

　　(此文系作者为《生命档案——陈薪伊导演手记》一书所作序言，编者有删改)

　　关于陈薪伊

　　生于1938年，现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签约导演，国家一级导演。话剧导演代表作有： 《女人的一生》、《奥赛罗》、《商鞅》、《寻梦》、《白居易在长安》、《辛亥潮》、《家》等。另执导过多部戏曲、音乐剧等，其作品12次获文化部文华奖，其中文华大奖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