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焦晃

　　有的人遇到万事万物，下意识里首先以美感去度量，天性是审美。焦晃就是个天性审美的人。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像他这样的唯美和“泛美”，是不多的。 他所到之处，如果周围环境让他难以产生美感，他就要设法改变它，改变不了，他会拂袖而去。他能忍受简陋、贫穷和艰苦，但不美，他无法忍受。

　　□ 文/赵耀民

　　焦晃先生让我记住的最初的一句话是：“凡事皆由因缘而起。”那是二十多年前的第一次见面，在原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排练厅。他借助道具，打着手势，兴致勃勃地对我讲 “因缘而起”的道理。他说，事，好比是种子；缘，就是土壤，这土壤就是条件，世间万事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条件规定了的。那时，他参加我的《天才与疯子》的排练，演一位神父。他设计的人物动作从对一位怀疑论者的循循布道，到招架不住，再到落荒而逃，短时间内完成急速巨大的反差，使原本平面化的人物立刻凸现出性格，取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可惜，那次排练后来没能获准演出。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流产的合作，但从此我们成了朋友，也是因缘而起。

　　如果把今天的焦晃比做表演艺术园林中一棵根深叶茂、四季常青的大树，那么，这棵树的种子又是怎样因缘而起的呢？

　　焦晃的父亲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供职于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他对焦晃这位独子寄予的希望，并不是让他成为演员。少年时代的焦晃倚仗着母亲的宠爱和姐姐们的忍让，是养成了一些少爷脾气的，天真和霸气，是焦晃个性中的两大色彩，迄今未改。这恐怕也是后来他能把皇帝演得出神入化的原因之一。

　　后来抗战爆发，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们从北京一路逃难去重庆，投奔父亲。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重庆，聚集了全中国最主要的话剧艺术家。焦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看了不少话剧，至今他还记忆犹新的，是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宋之的的《民族至上》。他还清晰地记得8岁时在重庆北碚看《民族至上》的情景，舞台很简陋，但观众非常踊跃，张瑞芳演的女主角，梳着一根大辫子，大幕一开，就打了一路拳。那时他在歌乐山高店子小学插班，学校也演话剧。老师看他很帅气，又会说国语，就让他在一个抗战戏里演个男主角。拿着剧本，他什么也不懂，有的字都不识，对台词时把“原谅她”念成了“原京她”，引起哄堂大笑。他那时也许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要当演员。

　　抗战胜利后，焦晃全家随父亲来到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戏剧真正结缘了。那天，老师要他站起来朗读一篇课文。当时他的上海话能听会说就是不会念，平时调皮捣蛋惯了，说北京话还怕同学笑话，这下可没辙，只得硬着头皮，用标准的国语念了起来。没想到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完了齐刷刷地将钦佩的眼光投向了他。课后，他很快就被推荐到学校的戏剧组，成了一名骨干。

　　上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考戏剧学院积极做准备。高中三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打垒球，练形体。他说他现在在舞台上的爆发力和敏捷的反应力，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他住读的学校宿舍很大，晚上灯光昏暗，为了保护视力，他宁可走读。高中毕业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站到了华丽又朴素、浪漫又寂寞、喧哗又坚实的话剧舞台上。在聚光灯下，与一批又一批、一代再一代的观众同呼吸、共心跳，度过了无数个激动人心的美好夜晚。

　　有的人偏向科学，天性求真；有的人偏向道德，天性向善；还有的人，遇到万事万物，下意识里首先以美感去度量，天性是审美。焦晃就是个天性审美的人。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像他这样的唯美和“泛美”是不多的。 他所到之处，如果周围环境让他难以产生美感，他就要设法改变它，改变不了，他会拂袖而去。他能忍受简陋、贫穷和艰苦，但不美，他无法忍受。

　　对物，焦晃的直觉判断是依据他的美感，对人，他的评判标准也是这样。例如他看到某个糟糕的演员，他不说此人的演技怎样，而是说：“这人在舞台上没有美感。”这等于说，他已经把此人看死，没必要再去评价他的演技了。如果谈到生活里让他厌憎的人，他也不会一一列举此人的劣迹，只一句：“这人没有美感。”相反，对于他所敬重和热爱的人，美，几乎就是他最高的赞誉之词了。焦晃的“美”和“美感”的概念，是涵盖一个人的修养、人格和理想，是一种精神气质的高贵、人生境界的高远，而绝不止于外表的潇洒漂亮。在焦晃的眼睛里，艳俗和矫揉造作永远与美绝缘。这使我想起契诃夫那句隽永的话：人，应当一切都是美的。

　　焦晃有句名言：“爱情，就是审美的情感冲动。”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关于爱情的最独特、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对焦晃来说，这阅历、体验和煎熬不在别处，就在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生命里。加缪说，演员的命运是荒谬的命运，因为他的一生要承载和体现无数个人的一生。今天是皇帝，明天是马路工，后天是蒙难的文人。演员要在几个小时内，几十平方米的舞台上让这些人物生活或死亡、爱或者恨。他必须在这几小时内经历并表现一个人特殊的命运，而剧中的这个角色则是用整整一生走完这条路的。这是一个陷阱，充满诱惑，这荒谬的命运能够吸引一颗明澈的心灵。演员经历的角色的生活越多，他就越能与这些生活脱离，因为他已把即将经历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感觉到了那种遭遇中令人心碎而又难以替代的东西。

　　50多年的演剧生涯，古今中外的剧目，形形色色的人物，绝大多数时候，焦晃是剧中的爱情主人公。从《年轻的一代》到《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从《无事生非》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从《背叛》到《悲悼》，从《工程师们》到《拓荒者的足迹》，从《遗落在湖畔》到《美国来的妻子》，从《简爱》到俄罗斯戏剧《SORRY》，各式各样的爱情，各式各样的人性，绝无雷同地在焦晃的身上长出生命，生出灵魂。不管是青春的激情，还是下午的灼日，亦或是晚霞的绚烂；不管是符合人伦常纲的喜剧，还是离经叛道的悲剧甚至荒诞剧，是无一例外的美。

　　焦晃是属于那种古典浪漫型的艺术家，做人则传统、老派。他说他青少年时代大量阅读了罗曼·罗兰、普希金、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还记得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读着《约翰·克里斯朵夫》泪如泉涌的情景。他说，正是这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他的审美趣味，对他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有人说现在戏剧学院的宗旨是培养明星，焦晃真的非常惊讶，质问并且告诫：作为全国戏剧教育的高等学府，理应是培养演员艺术家的地方，为迎合市场，非得降低尺度，将一个高等院校降到一个表演训练班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舍弃学院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这就是焦晃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领略焦晃成功的奥秘，同时也有助于释清一些对他的误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焦晃步入了他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期(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他根本不用等待那么久)，自那以后，他要求自己所接的每个角色，尽量能让他达到“天才演员享有的创造性状态”。如果对他的艺术理想不了解，对他的创作方法不懂得，可能会觉得他不好合作。但实际上他不懂摆谱，不会偷懒，也不打人骂人，更不闹出绯闻，他只是在那儿适应、调整、思索、工作，为了一步步接近他心中已经见到的那个人物，为了迎接从他的身体和灵魂里诞生出来的那个新的生命。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焦晃最讲认真。他为创作做准备的时间，比实际创作的时间还长，如果是历史人物，那就更长。在那些时间里，他会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研究资料，斟酌剧本，那些时间里，他整个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是渐渐地进入那个人物的生活和精神里，他在捕捉着，他已经从“我”出发——在演艺圈普遍心浮气躁的情况下，不愿倚仗已有的才气和名气，每次都像一名学生那样用功的演员，罕见了。但焦晃并不会因为自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在艺术标准上向什么人妥协，宁可白费心血，也不敷衍了事。数年前，我曾一连几个月看到他书桌上放着一本《左氏春秋》，一问，才知道他在为一部电影做准备，后来，人还在家，书不见了，再问，他说不演了，因为与导演合不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不仅耗时耗力耗感情，有时还要倒贴来回的机票钱。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并且成功了的作品，焦晃检视自己的目光也是苛刻的。舞台剧还好办，有了遗憾，明天演出还可以调整；而影视作品，焦晃一旦对已经演过的人物有了新的创作想法，那滋味实在难受，改是不可能了，只好自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把戏重演一遍，聊补遗憾。我有幸当过几回这样的观众，有一次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陪他看完那天播出的那一集，他忽然不满意了，非要把其中的一场戏给我讲一遍，讲完不过瘾，还要重新演给我一个人看一遍，他演的是皇帝，我也是皇帝级别的观众，看完我说，如果当时能按现在的想法演，的确更精彩。听我这么一说，他更懊恼了，连连叫苦喊冤：“当时实在是时间太紧了，实在是时间太紧了！如果能再给我十分钟，我肯定能想起来人物动作的特殊性——我可是专门搞这个的呀！”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焦晃，可敬又可爱的焦晃先生。

　　焦晃是属于那种古典浪漫型的艺术家，做人则传统、老派。他说他青少年时代大量阅读了罗曼·罗兰、普希金、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还记得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读着《约翰·克里斯托夫》泪如泉涌的情景。他说，正是这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他的审美趣味，对他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关于焦晃

　　生于193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素有“莎剧王子”之誉。话剧表演代表作有：《无事生非》、《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年轻的一代》、《战斗的青春》、《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第二次握手》、《秦王李世民》、《美国来的妻子》、《背叛》、《吝啬鬼》、《正红旗下》、《SORRY》等。影视剧作品有：《雍正王朝》、《忠诚》、《乾隆王朝》、《汉武大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