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冰：蜕变之旅

　　俗话说，环境改造人，人也可以改造环境。而孟冰呢？他在被环境的改造中反而成了环境的主宰者，由一名毫无前途的文艺小兵蜕变成优秀的剧作家。

　　□ 文/刘 平

　　认识孟冰是从他的戏开始的。

　　1984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孟冰与魏敏、李冬青、林朗创作的话剧《红白喜事》，我真的被震动了。也许是出身于农村的原因，我对这个戏中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感到特别亲切，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经过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的塑造，直到今天仍“活”在我的脑海里。

　　自《红白喜事》之后，孟冰又接连创作出《来自滹沱河的报告》、《郝家村的故事》、《绿阴里的红塑料桶》、《老兵骆驼》、《桃花谣》、《黄土谣》、《圣地之光》、《白鹿原》和音乐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高产而受欢迎的剧作家，是从一名小小文艺兵蜕变而成。

　　孟冰从小生长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孟钺，母亲戴玲，都是外交部的干部。

　　由于上小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习被中断，他所受到的艺术熏陶，最初是源自当时广为传唱的革命样板戏。孟冰生来聪慧，模仿力很强，常常学着革命样板戏的人物演唱。父母亲每次出访外国时，也把外国的文化信息带给孟冰。50年代，父亲第一次出访苏联就给孟冰买回来一个小幻灯机，还带来一些纪录片。小孟冰非常高兴，学校里不上课了，他就常常在家里用幻灯机看这些纪录片，百看不厌。

　　孟冰说：“看幻灯片是我上小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也是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环境的熏陶，在孟冰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这其中也有母亲对孟冰的影响。孟冰的母亲戴玲从小就当了演员，1939年参加晋察冀军区以胡可、胡朋、刘佳、杜锋为代表的抗敌剧社，曾与胡朋一块儿演戏。除演戏外，戴玲也喜欢写歌词和小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敌剧社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会，戴玲连夜赶写了一个独幕剧《夜奔》，在大会上演出。母亲的影响使孟冰从上小学起就成为了文艺骨干。

　　1970年，孟冰的父亲要去国外做大使，母亲也同去。那时他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北京的家里就剩孟冰一个人，他当时是小学六年级，没有人管他的生活，父母亲就决定把他送到部队去。经过战友话剧团团长魏敏对他进行简单考试后，他顺利地成为一名文艺小兵。

　　那年，孟冰只有14岁。由于年龄小，个头也小，有戏演的时候他在戏里也只是跑跑群众。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战友话剧团遵照上级指示去唐山，一面救灾，一面演戏给救灾的战士们做鼓动工作。孟冰自告奋勇说了一个相声。团长魏敏说：“他那么大点儿，和又高又胖的王海涛说相声。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编的，也不知道是他俩谁编的，反正在军队里演出很受欢迎。”

　　孟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会讲故事，可以同时模仿几个人物，绘声绘色地讲出不同的声音，逗得战士们开怀大笑。尽管表演天赋不错，但是作为演员，孟冰在剧团里并不占有优势，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形象比他好，气质比他好，别人老能演上主角，而他老是只能“上天入地”不能上舞台。所谓“上天入地”，就是承担大量琐碎的舞台工作。此外，他还要经常出公差，拉大米、拉木头、拉白菜、运垃圾，团里几乎所有活儿都要他去干。后来每逢他一去出公差司机就说：“怎么又是你啊？”。当时除了孟冰还有另几个人也是这样的“待遇”。于是，团里的人给他们编成了顺口溜：“冬青、大眼、小孟、罗齐”。“冬青”是后来和孟冰一起写剧本的李冬青，“大眼”是一个姓王的大眼睛战士，“小孟”是孟冰，“罗齐”是一个叫刘罗齐的人。领导当时有事就喊“冬青-大眼-小孟-罗齐，随便来一个”，需要人多时就四个都来，反正就是这四个人。

　　就是这样累死累活地干活，还是被人看不起。团里常有人对孟冰冷言冷语：“明年转业的就是你啊！”

　　孟冰说：“那时，我老在这种危机当中生活，就觉得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反倒催生出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作为编剧的孟冰。

　　孟冰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演出，一旦我不上台的时候，我就去负责升降吊杆。拿一个大茶缸子泡上茶，拿一本书，就在那最高的地方看书，没有任何人打搅我，那里有工作灯，我打开灯任何人不会受影响，底下黑灯进场都不会影响我，在那里看书，还能俯视着舞台所有的角落。每天演戏谁的台词说错了，谁的地位走错了，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孟冰后来写戏时对舞台的处理总是能恰到好处。他说：“有人说我的戏好排，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每场戏转换时都给留出余地，我写的人物肯定是能给留出换装时间的。不像有的戏根本没法演，刚下去又上来怎么换装？有些作家想不到这些，他不知道这一点。我是亲眼看着演员下来以后四个人伺候她抢装，又赶快上去。所以我就注意这些，让前面有一段戏，让演员有时间换服装或者喝口水，甚至是抽口烟再上场。我就能够在写戏时把这些细节都考虑进去。包括舞台装备和场景的转换从技术上怎么能够完成，我怎么去设计它，要求它，怎么展现它。通过技术手段能不能够完成，这些我在创作的时候全都能考虑到。这是做演员期间很重要的一个收获，而且这段经历是我很重要的财富，是不可复制的，也不是别人光靠体验能感受得到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孟冰从没有因为那些年在舞台上的付出而后悔，他说：“至今想起来，我都为这十年感到庆幸，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但毕竟笨鸟先入林了。”

　　在创作上，魏敏和石良是对孟冰影响最大的人。

　　在跟随魏敏搞创作期间，孟冰从其身上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作为导演对舞台宏观的把握能力——魏敏对人物的把握不抠细节，他要的是整个的精神气概，他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人物给概括出来，整体的架构能力非常强。而石良恰恰相反，他们两个都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魏敏是古里耶夫的学生，石良是列斯比的学生，都是第一期，一个是在戏剧学院，一个是在电影学院。石良排戏注重塑造人物，对人物淋漓尽致地抠细节，真是入木三分。有一次石良让孟冰演一个独幕剧里面的新战士，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班长，班长”，是从台侧一边喊着一边跑到台上来，就这么一句台词，从说台词到上场的位置大概七步半，石良让孟冰跑了十四遍。他要求孟冰在这七步半里跑出这个战士是什么年龄？什么家庭？什么背景？什么文化程度？什么性格？和班长什么关系？你上场来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和班长说什么？全部都要在这七步半里面跑出来。如此苛刻的严师虽然令孟冰痛苦不堪，但也的确受益匪浅，他渐渐悟出：一句台词，说起来很容易，但要说得好，说得到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有精湛的艺术造诣，是做不好这一点的。

　　正是从那时起，孟冰开始系统地大量读书。他读曹禺、田汉、老舍的书，也读易卜生、莎士比亚、莫里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书。其中，易卜生的剧作是孟冰的最爱。他说：“像易卜生的几个剧本，那都是看完了睡不着觉，那是一种燃烧——‘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我觉得我那时就很孤独。”

　　在阅读易卜生的《野鸭》和万比洛夫的《打野鸭》之后，孟冰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两部剧中，不仅两只“野鸭”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分别暗示了一个有关信仰的哲学命题。如果说在易卜生的“野鸭”面前，面对浑浑噩噩的生命，还有人想当救世主的话，那80年之后，在万比洛夫的“野鸭”面前，便没有了救世主，人们只有靠自己的灵魂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正是这样的心境，使孟冰像饿狼扑食那样，疯狂地从书中获取自己有用的知识。当时孟冰看书做笔记，半夜不睡觉是出了名的。排练和演出的时候，他也都是利用间隙时间看书。直到今天，孟冰仍保持着多年来看书、写作时所养成的习惯，就是坐哪儿都能看，拿起笔来就能写，不要酝酿的过程，进入的非常快。这是他多年在那个舞台环境下养成的特殊习惯。

　　俗话说，环境改造人，人也可以改造环境。而孟冰呢？他在被环境的改造中反而成了环境的主宰者，由一名毫无前途的文艺小兵蜕变成优秀的剧作家。

　　关于孟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红白喜事》、《郝家村的故事》、《绿阴里的红塑料桶》、《桃花谣》、《黄土谣》、《圣地之光》、《白鹿原》和音乐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其中《郝家村的故事》获全军第六届文艺汇演编剧一等奖；《绿阴里的红塑料桶》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戏剧文学奖”；《黄土谣》2006年获首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入选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孟冰从没有因为那些年在舞台上的付出而后悔，他说：“至今想起来，我都为这十年感到庆幸，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但毕竟笨鸟先入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