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称自己是一个“缓慢的学者，而不是一个快速的学者”(《放宽历史的视野》)，因为他把学习和研讨历史当成“信仰上的修道”。既然是一种修道，需要的就是坚持不懈、孜孜以求、长年累月、滴水穿石，甚至黄灯枯卷、皓首穷经。于是，他以一生的心血，缓慢而又珍贵地奉献给了我们被称做大历史观的《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美不胜收，境界高远，别有见地，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万历十五年》，一版再版，洛阳纸贵。
文化大师王元化先生也是个“缓慢的学者”。据丁国强先生回忆，当年在王元化向熊十力先生问学时，熊先生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贪多求快、不务深探”的学术作风，提倡做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王先生于是闭门苦读，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就从1954年一直读到1974年，从而学术界有他读黑格尔“韦编三绝”的美谈。长期的积淀、发酵、研究、升华，使他厚积薄发，为读者捧出一部部精品佳作，《思辨随笔》好评如潮，《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
其实，翻翻历史，“缓慢的学者”可以排成一长列：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年(还没写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耗时19年；司马迁写《史记》用时20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花了30年时间；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40年……而左思的《三都赋》不过才几千字，写作居然也持续了10年，平均每年不过几百个字，真让我们今天的一些“高产作家”笑掉大牙。可是，正因为他用10年精心培育出这花团锦簇、字字珠玑的文苑奇葩，才有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
这种“缓慢的学者”，今天已经很难见踪影了，几成广陵散绝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快速学者”、“高产作家”，一年发表四五十篇论文的学者数不胜数，甚至发表上百篇论文的也不乏其人，一年出版四五本专著或长篇小说的作家，也不算稀罕。本该静心书斋的学者们，似乎都成了百米选手，一个比一个速度快。急急忙忙地研究，风风火火地写作，慌慌张张地发表，咋咋呼呼地吹嘘，可是因为质量太差，几无价值，最终是默默无闻地被人忘记，无声无息。
“缓慢的学者”近乎绝迹，据说是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加快，所以要只争朝夕，这或许有些道理。可是，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问世，有价值学术成果的成熟，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漫长时间的，不可能“灭此朝食”，更不可能“捷报频传”。没有含辛茹苦的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只能是废品、次品。现在，大家都在谴责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造假行为，他就是为了跑得更快、成果更多，才铤而走险的。于是，一名曾经那么优秀，如果假以时日，本可以拿出惊人成果的科学家，为了走得更快一点而误入歧途、身败名裂。
不过，在时下日趋浮躁、急躁的学界，我们还是能欣喜地看到几个“缓慢的学者”，北大的孟二冬教授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1994年，孟教授发现清代著作《登科记考》有大量缺漏，便把自己埋在古籍阅览室的故纸堆里，在散发着霉味的线装书中一条一条地查找，对唐代登科的士人一个一个地核实、参校、甄别。历时七载，终于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该书被认为是近些年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作学问不是赛马，最后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往往是那些“缓慢的学者”。所以，套用一句老歌儿的歌词斗胆呼吁：“马儿哟，你慢些走！”(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