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把国人自己评选“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五十个地方”这件事，概括为“为外国人的眼光争宠”，恐怕是曹林先生的剑走偏锋了。道理很简单，现在世界无大战，总而言之，大家在和平着、发展着、卖弄着、风骚着，地球村的村民们闲了也要串串门。朋友来了去哪里？参与评选的人多认为“这五十个地方值得一去”，这正好比曹林先生不定哪天兴之所至
，会对他的朋友们说：“瘦西湖是扬州最值得去的地方”———这当然与“争宠”无关，如果说是“羞辱”，则更有夸张之嫌了。
不过，前提虽然假的，但问题却是真的。就是说，曹文中指出的“在乎外国人的眼光”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的确广泛地存在并且居于主流：比如我们的媒体经常喜欢将“X国舆论盛赞中国如何如何”做成大黑体字标题就是一个证明。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中国人原来骄傲得很。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大意是说：你看，“夷狄”也有头子，有单于、有酋长，但没有文化，有什么用呢？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其精神却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准确地说，“文化自卑意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也可称源远流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等为代表的先哲们，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教训时，把账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不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甚至还要“废除汉字”，胡适、潘光旦、张竞生等更说连中国的人种都要改良，而方法竟是和洋人杂交。幸亏这个办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还是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都未可知。
80年代以来，国门洞开。国人惊羡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越发自惭形秽，进而在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甚至是自我批判和否定。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在乎外国人的眼光”几乎是普遍的，曹文的批评，也可说是切中时弊。不过我以为，如果完全不在乎外国人的眼光，凡事我行我素，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恐怕是不太好混的，因为你要在公路上开车，就总得遵守交通规则吧？但早点是吃牛奶面包还是油条豆浆，就可以遵从自己的胃口，反正也不妨碍别人。完全没有自信和主见，事事、时时、处处以外国人的眼光为转移，无疑更是一种病态心理，结果可能会更糟。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是“父子骑驴”：父子俩完全按照路人的眼光行事，最后只好抬着那头驴子走。
从长远来说，中国人要彻底抛弃“文化自卑意识”，最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熔铸出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而熔铸新文化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炎黄以降，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居于领先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地中一跃而成为有影响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从贫困迈入小康———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的文化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这些传统都需要我们的尊重和珍惜，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待现代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果然能够这样，则是否需要“在乎外国人的眼光”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伪问题，连讨论也都没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