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德育“盲区”

　　德育“盲区”

　　吉首市河溪中学去年安排了三名支教老师，两女一男。

　　今年3月，“弯腰拾脏、美化校园”在全校展开，这是三名支教老师看到农村学校的卫生习惯差而发起的活动。

　　“应该说通过这次活动，校园的环境确实得到了一时的美化。”学校初三年级班主任梁富豪说，但这样的活动在学校里搞得太少了，主要就在学雷锋日前后应景搞一搞。

　　支教老师朱小媚也觉得，在当地学校里这种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活动太少。

　　24岁的朱小媚去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英语专业。她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时，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会去孤儿院、敬老院一次，或是到公共场合从事义工活动，到大学也一直如此。

　　“所以我们到偏远穷困的地方支教，不会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应该。”

　　支教的大学生到达湘西后，根据项目要求，每周都要去家访，最远的要步行20公里山路，翻好几座山头，有的还没有路，要坐船才能到。

　　家访过程中，她就发现孩子不是没有爱心，看到家里老人上床不方便，孩子也会扶老人上床。

　　“一旦到了社会上，好像孩子身上的这种习惯就缺失了。”朱小媚说，这说明不是孩子们没有爱心和责任感，而是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河溪中学校长覃爱国觉得“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教育是当前教育的一个盲区。”

　　但作为一名校长，他想过改变这个局面，但他有他的苦恼：如果每周来一次这样的活动，将会占去老师多少的教学时间？占去多少学生的学习时间？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愈演愈烈的考试大战，“虽然我们喊了十几年的素质教育口号，但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又有什么办法？只好为了教学牺牲德育。”

　　谁是“差学生”？

　　期中考试，最让李树荣开心的是一个考了71分的孩子。

　　李树荣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他来到在马颈坳中学支教后，发现这里的学生基础差距很大，他所在的班级有的成绩很好，有的连26个英语字母也不会写。

　　他发现，内地的老师有“抓优放差”的倾向，对差学生几乎不管。

　　“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差学生’”。李树荣笑着说，他在中考前一年的英语成绩就很糟糕，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在假期组织同学帮他，测验之后第一时间批改李树荣的作业，最后他顺利通过了中考。

　　这个考71分的孩子上次地理考试只考了9分。李树荣找到这个孩子，肯定他是个聪明的学生，并表扬他回家干活时的勤快，“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李树荣说。

　　他说，在香港，不论学生成绩是好是差，老师都能一视同仁，总会表扬成绩差学生其他方面的优点，比如运动、音乐方面。而这方面，内地老师好像并不重视。

　　校长黄绍荣说，李树荣和他交流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可李树荣的观点，但是，在升学率重压之下，为保证升入高中的人数，老师不得不重点抓几个好学生，保证考试时出成绩。

　　就拿校长一职来说，学年结束教育局要对他进行11项指标的考核，其中教学这一块就占了40%，“我能没有压力吗？”

　　在学校，朱小媚还兼了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好像什么都要管。”她说，就像是孩子的家长，学习、生活什么都要管，住校的学生生病了，还要送孩子去

　　这和香港的班主任有很大不同，他们只是管理日常事务，纪律不好的学生学校有训导组去管，心理不好的有辅导组，再管理不好的还可以求助学校的社工，学生还有自我管理的组织风纪队。

　　让朱小媚奇怪的是，班主任虽然什么都管，但却什么也不记录，只到学期结束填写一张成绩单。

　　而在香港，特别注意记录学生平时的表现，旷课、打架、不诚实这些缺点都一直保留在学生的档案，如果记录多了，将来找工作都不好找，所以香港的学生很怕犯错。

　　“但在河溪中学这里，只要你期末考试好，平时的不良表现都可以一笔勾销。”朱小媚觉得在香港这是不可思议的。

　　内地的教育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知易行难。

　　吉首市教育局副局长陈俊杰说，当地现在也在进行课改，逐步用平时的积累代替一张试卷的现象。

　　“但这条路要走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长我也看不清。”陈俊杰说，从10名支教学生身上，他看到了两地教育的差异，也带给了他很多新鲜的东西。

　　令他高兴的是，这10名学生回香港之后，今年8月，由安利公司和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将赞助第二批10名香港学生，继续到原来三所学校支教。

　　“帮助农村地区搞好教育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作为“老支教”，朱小媚已经决定，回去后到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工作，为下一拨支教成员服务，她将在7月14日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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