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子首谈乡村八记:实践不应抱有救世主心态

　　6月23日晚，李强接受了《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的电话采访，这也是此次事件以来他首次向平面传媒讲述自己真实的动机与调查心得。清华新闻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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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自从6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强所作近4万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受到温总理的赞扬与鼓励之后，这位刚满20岁的二年级学生似乎刻意地保持低调。今年1月底到2月初，寒假回家的李强利用春节前8天时间独自一人对阔别8年的老家沁源县一带农村进行了调查。院长范敬宜把《乡村八记》 寄给了温家宝总理，4月28日，温总理回信称赞“《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

，实属难得”。一时间，李强和他的《乡村八记》成为媒体和公众不断热论的焦点，一个20岁的大学生是如何关注农村的？他的调查报告能够给予现实中的中国农村多大程度的影响？

　　6月23日晚，李强接受了《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的电话采访，这也是此次事件以来他首次向平面传媒讲述自己真实的动机与调查心得。

　　两小时车程，农村从概念变成现实

　　(第二次细读学者曹锦清的调查名篇《黄河边的中国》，促使李强有了第一次独立策划独立完成社会调查的打算)

　　郑州晚报：做调查之前你对农村还算有一些了解吧？

　　李强：应该说很有限，农村基本上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或者说仅仅是报纸、电视里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就是知道农村穷、落后什么的，具体怎么穷，落后到什么程度，基本一无所知。我是在太原市区出生的，父母的老家都在山西农村，还有不少亲戚现在还在农村。小时候放寒暑假经常去农村亲戚家住，跟他们来往也比较多。不过上中学以后很少再去，调查之前，大概有8年时间没有去过农村了。

　　郑州晚报：一个大学生，怎么突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关注农村问题？

　　李强：上个学期，也就是2004-2005学年的秋季，放假之前就有了到农村去做一次调查的想法。这可能是受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影响吧。大一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当时没什么想法。上学期又很细致地读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感觉有很多启示意义。他的调查内容很充实，他的方法很科学细致，但他做调查的时候是1996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北方农村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样子？等等，我就想做这样一个调查。

　　郑州晚报：媒体报道你的职业理想是成为记者，你是出于锻炼自己新闻调查实践能力的目的，还是真的对农村问题有很深的兴趣？

　　李强：应该是两方面的。首先作为一个学生，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就很有必要去了解国情，了解农村的情况。我们新闻学院的院长也经常教育我们，要多动手多动脚，多关注基层和农村，大概他也曾有在基层长期工作生活经历的缘故。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算是准新闻从业者，也很有必要去了解基层，就象温总理说的那样多观察多思考。从专业技能和专业意识上，我想这样一个调查都能使我得到锻炼，而且本身清华大学也有这样一个关注基层的传统，关于农村、基层的讲座、调研和实践活动都比较多。

　　郑州晚报：可以说，这个调查是你完全自发的?

　　李强：基本是这样。我们学校对学生搞社会调查并没有强制要求，但有一个鼓励学生去调查的平台，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自发申报社会实践项目。对我个人来说，这次去山西农村的调查是我参加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实践活动，但是我第一次独立策划、独立完成的。寒假一回家，我把想法给父母说了一下，就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到了县里。

　　调查对象觉得我的调查“没有用”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太行山麓农民，面对这个带着眼镜拿着本子的城里孩子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郑州晚报：你选择的调查地点是自己的老家(山西省沁源县一带)，为什么？

　　李强：我当时想自己是一个学生，做这样一个调查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或者别人对你还算熟悉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并且那一带的村庄也很有代表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从事矿产的比较少一些。另外，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调查之初也是从熟人开始的，我借鉴了这种途径。

　　郑州晚报：都做了哪些准备？

　　李强：主要是按照以前读过的一些社会调查方法和我读后的一些心得，把自己的调查计划大致列了一个提纲，比如被调查人身份类型、问题方向、观察角度等等具体的东西。身上带了两三百块钱，笔记本和笔就去了。因为我们家还有不少亲戚在农村，分布的也很广泛，吃住上不用操心，基本在亲戚家里。

　　郑州晚报：当地政府部门和普通老百姓如何看待你的身份与行为？

　　李强：我的调查采用的是访谈式，就是到农民家里去实地观察、谈话。因为有很多亲戚在农村，不少调查对象都是亲戚的熟人，我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家庭由他们给我推荐，所以无论是普通农民或是村干部，他们一般都比较配合，基本有什么说什么，对我没有太多的看法。

　　郑州晚报：曹锦清老师当年调查也是依靠熟人网络，但常常遇到除调查对象之外的人为干扰，你有没有遇到？

　　李强：没有遇到过。我遇到的最多的困难多是很多受访农民的一种不积极的心态，就是觉得给你说了也没有用，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这种心态确实是我在调查中经常遇到的，其实只要他没有刻意地对你保密，如果你找到突破口，他的话匣子就会打开。有一次我到一个村里跟支书聊天，他说话积极性不高，心里大概在想你一个学生能起什么用？当时我们在他们的党员活动室聊，我注意到这个活动室搞的比较漂亮，跟村里其它建筑相比显得比较“豪华”，但村里用处并不大，很显然是应付上面视察的产物。我就以这个为突破口，问支书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支书说，借的，现在还欠人家1000多块钱呢。话匣子就打开了。

　　郑州晚报：那你觉得自己的调查“有用”么，你怎样看待他们这种心态？

　　李强：一个调查对农村问题的解决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对你自己，或者社会对你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我是一名调查者，并且还是未跨出校门的学生，首要的是要去了解情况；即便有了一些想法也可能是不成熟的。所以在具体解决农村问题上，我没有很直接很功利的目的。他们的这种心理，我想大概是中国农民的历史积淀吧。

　　做实践不应抱有“救世主”心态

　　(李强一再强调自己去农村调查的目的是去学习和观察，而不是想去改变什么)

　　郑州晚报：你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在你再次进入农村后，以前对它的印象有没有发生变化？

　　李强：应该说，我所观察到的跟我的小时候和书本中的印象相比变化都挺大的。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是在1996年进行的调查，10年过去了，这中间肯定会有很多变化。比如水的问题和基层选举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一些现象还存在，比如村落里集体事务的运作过程，以农为主、工商业疲软等等问题。

　　郑州晚报：你在调查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李强：应该是城乡差别吧。我第一次调查是在一户农民家算帐，算来算去没有盈余，触动很大，感觉农民干了一年，最后结果是入不敷出。当然他们家也存在孩子多的原因，但子女多在农村也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生那么多孩子确实也有原因；还有一次是赶集，发现很多村民整箱整箱地买方便面。我问过年干嘛买这个东西，他们说农村人觉得方便面是个好东西，过年的时候吃。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生活质量和观念上的巨大差距。

　　郑州晚报：你后来写成的《乡村八记》不仅有现实记录，还有“建议”，都是什么建议？

　　李强：比如教育，虽然国家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一费制，但我发现农民的教育负担仍然很重，我有一些关于收费方面的建议；另外是农村的农业结构调整，有一个村庄种植玉米为主，一亩地一年收入只有3、4百块钱，还种植少量的菊花，给附近厂家做色素提供原料，一亩的收成是玉米的8倍。但这个村子的农民却一直没有扩大菊花种植面积，原因是这种菊花必须隔天采，而且要露水前的，采一次花要花4、5个小时，单个家庭无法承担这种人力物力，所以没办法扩大种植。我就建议他们打破这种小户散种的模式，进行集约化的生产，村里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把各家的花期尽量调开，以便集合人力分期采摘。等等。

　　郑州晚报：这些建议有没有下文？

　　李强：没有。他们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现在还是那个状态。可能这个东西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另外，一些现状是村里各种关系磨合之后的一种稳定状态，打破它，可能不仅仅会面临领导的分歧，农户之间也存在分歧。

　　郑州晚报：没有下文，不觉的遗憾吗？

　　李强：我从开始就抱有这样一个心态：我调查的目的是学习和观察，而不是想去改变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我们大学生刚开始做社会实践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大学生做社会实践，很容易心高气傲，抱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看见了一些问题就指手画脚，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的不深入不彻底也没有发言权，本身这种调查就不应该抱有马上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心态，否则很可能导致在没有弄清情况就发言。所以，我主要是在学习和观察，跟我交谈的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有了一些想法，但这些想法也许是不成熟的，所以也不觉得遗憾，毕竟，想去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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