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妻儿 相视不敢说话

8月4日，昌平，85岁的原昌平县副县长徐福先坐在简朴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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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姓名：徐福先

　　年龄：85岁

　　身份：

　　抗战时经历

　　1920年生于昌平上庄村，15岁时娶了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媳妇。17岁起开始给

　　1920年，徐福先出生于昌平上庄村。在山区，村民们将绵延相连的山坡开垦成一环环的梯田，仿佛戴在座座山上的葱绿项圈。15岁时，徐福先娶了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媳妇，直到那时，他也只是一个耕种着梯田的普通农民。

　　85岁高龄的徐福先一被问起抗日时期，总是习惯地说，“我们那年代不一样，你们不懂的，我可怎么跟你说啊？”然而，他总是忍不住地描绘起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画面：1937年的夏末，天气异常闷热，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来到村里，站在村里的一个高台上，挥舞着手臂，跟大家讲七七事变，讲日本人怎么打进中国，怎么烧杀抢掠，号召大家一起参与到抗日的斗争中来……

　　乡亲挤满了台上台下。这一年徐福先17岁，挤在村民中间渺小得几乎找不到。但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在膨胀，胸腔里有无穷尽的热量东闯西撞。

　　白色鸡毛信

　　每次送信时，徐福先赖以壮胆气的是一杆六七斤重的长枪。他运气很好，从来没有遇上过鬼子，所以那杆枪也就没有使上过。

　　七七事变以后一个多月，昌平也全部沦落敌手。北平形势吃紧，抗日斗争由正面对抗转入纵深的敌后游击战，斗争据点遍布敌占区。上庄的太陵村，早在八路军建立之初，就被开辟作联络点。

　　从那时起，徐福先就开始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信封上粘上白白的鸡毛，表示十分紧急的意思，接到了就得赶紧送出去。”徐老比画着，描述鸡毛信的样子说，那是村里和八路军据点互通消息的重要途径。

　　徐福先知道，山里肯定有很多八路军，但他不认识他们。每次送去鸡毛信，他都只和一个固定的接头人联系。

　　送鸡毛信的路必须绕过有鬼子驻守的地方。离上庄十里的湖门村，日本人在那儿开了锰矿。所以每次走到湖门都得绕行爬一座山，下山到老人堂，又爬一座西山，下西山就进入太陵村。这一趟下来，就是三四十里路。但年轻的徐福先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能到接头地点。取回信时就再回村，将信里的消息传达给乡亲。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昌平有很多鬼子的据点、炮楼。在敌人的眼皮下送信，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每次送信时，徐福先赖以壮胆气的，是一杆六七斤重的长枪。

　　“从没人教过枪怎么使，但是村干部个个都会使，只要推上去就响！”虽然没有碰上过日本人，但徐福先有空就练习使枪，“五发子弹压在里面，枪栓一推、一扣，子弹就出去了。”

　　徐福先运气很好，送了那么些年鸡毛信，他没遇见过敌人。所以那杆枪也从来没使上过。从送信开始，徐福先就走上了革命这条艰险之路。

　　不久，他当上了民兵中队的中队长。当时上庄村里一共有380多户人家，是一个民兵中队。

　　红色封锁线

　　八年时间里，封锁交通、封锁道路，封锁一切可封锁的资源，这就是徐福先所带领的民兵中队的惟一斗争目标。

　　湖门有日本人的据点。围绕着这个据点，鬼子修路、修炮楼、架电线杆、铺铁路，想要布下严密的统治网。

　　而这些工程的苦役，无一不是落在当地百姓的身上。徐福先还记得，日本人在湖门附近的山上修炮楼时，让村民把木头扛上山。扛上去以后，还要回到山下交差。但日本人数数点名老百姓听不懂，他们就改用一个厚实的木板“梆梆”地挨个敲打脑袋，以这种方式算人头，那份疼就不必说了。最挠心的是，鬼子眼里，从不把中国百姓当人看。

　　鬼子想巩固势力，徐福先等人的任务却是千方百计破坏敌人的严密网络，对敌人进行“红色封锁”。

　　当时，昌平交通方便，日伪军的汽车路畅通，昌平、南口、沙河镇等各据点之间都有电话通讯联络，对八路军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威胁很大。因此，当时的昌延、昌宛县委做出决定：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割断敌人电话线，破坏敌人的通讯，以滞怠敌人的行动，便于八路军有效地打击敌人。县委把任务布置到区，由区组织游击队和民兵、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及电话线。

　　“破交”命令下达后，究竟怎么破，就靠村民的智慧。徐福先和他带领的民兵队，想出了不少主意。用大棍子将铁轨挪到地上，火车开过来就会脱轨。或者搬一块大石头放到铁轨上。除此之外，他们在村口埋上地雷。只要敌人一来，就会踏响地雷。这样既可以报信，知道敌人出来了，而且还能借机杀伤敌人。地雷埋藏得非常巧妙，鬼子很难发现。一埋完，大家立刻撤退。埋地雷时，还要有人放哨，每次都是一名姓徐的村民，他站在西山山顶，见大家安全返回上庄的小庙里，他才下山。盯梢的差使可不轻松，有时一去就是一天的，饿了，只能掏点白薯啃一啃。

　　徐福先等人埋的地雷有效地阻挠了据点的鬼子随意出来到村里巡查，也引来了敌人的疯狂报复。

　　湖门村当时建有日伪军的炮楼。为切断鬼子炮楼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的一天，徐福先率领上庄村的民兵和基干队队员，一夜间砍倒了上庄村西梁至湖门村近10华里的电线杆。大家把电线杆砍倒后，将上边的电线全部剪下来，卷起来抬到别处埋掉。待天亮敌人发现时，民兵们早已回到村里了。

　　这下把日本人惹急了，他们找不到电线，便怀疑藏在哪个村民家里，跑到村里搜查。村民刘一中、刘一正哥俩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但日本人一番搜寻后却没有任何结果，生气得干脆一把火将两间房子都烧了。兄弟俩只得搬到山外投奔亲戚去了。从此后，徐福先再也没见过他们。

　　鬼子搜查过程中，看到李家的粮库，他们立刻警觉，怀疑这是准备送给八路军的存粮。这一回，他们的确猜对了。李家的粮和房就这样消失在日本人的一把火中。“他们烧是烧不绝的啊。”徐福先老人说，烧粮后不久，山外又有新的粮食运来，都是送给八路军的存粮。

　　八年时间里，封锁交通、封锁道路，封锁一切可封锁的资源，这就是徐福先所带领的民兵中队的惟一斗争目标。

　　空壳概念的家

　　徐福先走到山窝口，与媳妇不期相遇。他四处环视一下，放慢了脚步，缓缓地与媳妇擦肩而过，始终双方都不敢说话……

　　那个年代，在徐福先的印象中，家只剩下一个空壳的概念。“那个年代，哪还顾得上家”。他所担任的中队长职务，是管武装干部，使得他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村里早就传说，日本人只要见着干部就格杀勿论。这可不是骇人听闻，他经常会从其他村得知有队长被日本人发现而遇害的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村与村之间小心谨慎地相处，甚至到了基本不再来往的地步。按村里的规矩，村民尽量不要和外村的人有联系，否则都会被认为有泄露情况的嫌疑。村子陷入了几乎封闭的状态，每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村民的慌乱。

　　这时，徐福先的媳妇生下了一个儿子。由于徐福先的工作本身就是秘密，为避免牵连家人或使得工作上的消息外露，他不得不抛下了妻儿，一家老小就全托付给叔叔照顾。

　　“什么都不能要啦！”徐老平时就只能住队里，有时也因工作需要住村民家里。在他的心里，有着一个明确的原则———谁家都能住，就不能去自己家里住。有一次，他匆匆地从家门口经过，他清晰地听到儿子的啼哭声，每一声都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抽紧。他真想立刻停下脚步，进屋去看一看久违的妻子，然而脚步却似乎不听使唤地反而加快。

　　“只要还不死，什么都顾不了。”可不久，儿子突然得了病，那一阵子，他正忙着四处去抗日“破交”，连儿子的最后一面也没见着。得知消息的时候，媳妇已经用一个木匣子将儿子埋了。尽管后来他又有了孩子，现在已经儿孙满堂，但夭折的儿子已成为他心里无法抹去的伤疤。

　　抗日的硝烟依然在继续。那一天，他走到山窝口，与媳妇不期相遇。只见媳妇安静地站在那里，欲言又止，两手拉着他很久没见的两个孩子。徐福先四处环视一下，放慢了脚步，缓缓地与媳妇擦肩而过，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媳妇，始终双方都不敢说话。隔着山路，擦肩而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弥足珍贵。那一刻，眼神成为他们惟一交流的方式，也是他坚持信念的力量，这是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温馨记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陶春 相丽丽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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