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组图)

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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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

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

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

　　文/沈永言

　　我与江泽民同志1956年在一汽相识、相交、相知，至今已50个春秋。50年来，我在与他的交往中，目睹了他从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到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走过的历程。50年，无论职务怎样变迁，他对老朋友的情谊、对一汽的关爱，只有浓缩，没有改变。50年来，他一直以老朋友的情感同我交往，向我叙述他的快乐与烦恼，听取我对他各方面工作的意见

。他感人的人格魅力，非凡的聪明睿智，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无时无刻不激励我、鼓舞我、鞭策我……回首同他的跨越世纪的交往，如同一幅幅美好的画卷，缤纷绚丽，多姿多彩……

　　一 冲天炉旁相识

　　1956年的春天，对于一汽的第一代创业者们，是非常不平常的春天。为了按党中央指示，在7月15日建厂3周年时出车，结束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人们都欢欣鼓舞地忙碌着。我当时从动力处借调铸工一车间，担任安装动力师。为了冲天炉早日出铁水，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在3月26日生产出第一炉铁水。那时，大家只顾兴奋，谁也不觉得累，都为心中美好理想的即将实现而备感骄傲和自豪。

　　一天，我们正在现场忙碌着，苏联援建一汽的动力专家基列夫又来了。基列夫专家是1953年底到厂的，曾亲手为一汽铺设第一根电缆。他工作非常认真，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随地把工作安排、进度记下来。这次跟专家一起来的除专家的翻译刘人伟外，还有一个穿着蓝大褂、戴着黑宽边眼镜，浑身洋溢着学者风度的年轻人。站在冲天炉旁第一眼看到他，我的眼前一亮。刘人伟向我介绍说，他叫江泽民，刚从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归来。我早就听说处里要来一位革命资历很深、又有业务专长的领导，这一见，果然很不一般。江泽民同志没容刘人伟介绍完，就走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望着我，说他一到处里就听说了我的名字，都说我很能干、能吃苦。我说，我也早就听说你了。说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第一次见面，江泽民同志给我的印象很帅气，很有学者风度，却又很平易，很随和，待人诚恳，一点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因有资历，又学有业务专长，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架子。通过这次见面我们认识后，他就经常来找我。我带他看了铸工车间，介绍了铸造设备动力安装情况，他也给我讲了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动力生产、管理的一些情况，还向我询问自建厂初期以来动力系统一些安装管理的情况。对我在1953年来厂后，在一片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大地上，为工厂的开工建设进行艰苦准备的事情，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向往。在这些接触中，我感受到他待人十分真诚，对即将开工的汽车生产充满火一样的激情，对一些技术问题非常认真。我还发现江泽民同志很健谈，知识面宽，

　　二 江泽民同志关心帮助我入党

　　1956年6月，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动力处副处长。很快，我结束了铸造的动力设备安装工作，江泽民同志通知我回动力处，被任命为动力处动力科科长。这个职务正是江泽民同志在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职务，江泽民同志便把在苏联实习时记下的5大本实习笔记送给了我。这几本笔记他用报纸包了好几层，字迹清晰娟秀，除了记录了李哈乔夫厂动能管理的情况，还有他的心得体会，这些无疑对我非常宝贵。我细心学习这些笔记，有如补了去苏联实习这一课。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向我介绍李哈乔夫汽车厂很注意动能节约，诸如怎样改进动力阀门等等。当时，厂里刚刚出车，由于厂子由苏联包建，中心工作是贯彻苏联的组织设计。江泽民同志便带领全处，努力在动力系统中贯彻组织设计。

　　江泽民同志非常有朝气，他像一团火，到了哪里，哪里便活跃起来。在他之前处里的几位领导，有的不太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又缺乏行政工作经验。江泽民同志政治上很强，业务上也很强，在领导方法和联系群众上都很有一套。他性格活跃，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老的、少的都能搭上话，谈得来。所以，他的到来，很快使处里的空气活跃了起来，上上下下以及同苏联专家的关系，都变得和谐亲密，各项工作开展得都很顺利。

　　江泽民同志除担任副处长外，还兼任处里的党支部书记，对全处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抓得很紧，组织学习，开展活动，提高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凝聚力。江泽民同志非常关心非党群众的入党要求，经常通过谈心等方式，端正大家对党的认识，解除大家思想上的顾虑。我从青少年起对党就充满向往，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开创祖国汽车工业的理想，来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并入了团。但由于我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对于入党总是心存胆怯，感到那个美好的理想太高，距自己太遥远。回动力处任动力科长后，江泽民同志就通过谈心和各种方式帮我放下思想包袱，提高对党的认识，鼓励我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还指定我们科里的支委杨时平对我具体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查，由杨时平和另一位支委介绍，1956年12月30日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举手通过。会上，江泽民同志讲了话，要我入党后，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并欢迎更多的同志早日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也要求党员在思想上、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做群众的表率。从此，我的政治生命在江泽民同志的亲切关怀帮助下，掀开了新的篇章……几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同志那天的讲话，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三　反右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从帮助党整风开始的。运动开始，江泽民同志开大会动员，学习文件，组织小组讨论，非常主动，非常积极。很快，当运动转入“反击右派分子对党进攻”时，他却变得非常冷静。当时，报纸、广播铺天盖地都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报道。那时，《吉林日报》社曾在铸造厂开过一个鸣放大会，参加会的都是同我一样的5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和曾与我一起日以继夜搞设备安装的技术人员，他们都一片赤诚地对党提了一些意见。可是，风向一变，这些人都成了“右派分子”，大会批、小会斗。本是一腔热血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却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面对这一切，我一下子很不理解。我把这些困惑对江泽民同志讲了，江泽民同志私下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哪儿来那么多右派？这么多右派，我们党干什么去了？”他还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这么多右派不可能！”他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非常惋惜，对我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许多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都成了右派、反党分子，我们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江泽民同志这些话，解除了我心中的困惑，也使我非常庆幸，能遇上江泽民同志这样政策水平高、大风大浪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后来，许多人都说我运气好，能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如果那时留在铸造不走，弄不好也是右派一个。

　　当时，处里一些有过激言论的人，个个都非常紧张，恐惧戴了帽一辈子就完了，有的甚至想到了死。江泽民同志却要这些同志放下思想包袱，主动检查自己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于找到他家做检查的同志，他都热情接待。有的同志进他家门前身上像压了一座山，心情忐忑不安，连死的想法都有，见他开门笑脸相迎，心就放下一半。从他家出来，心情就变得异常轻松，才发现天还是蓝的……

　　到了后期组织处理，上头给处里下了指标，除了一个有纲领、要求自己组织内阁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外，最少要定一个“右派分子”。这可使江泽民同志犯了难，经过大家讨论，权衡来权衡去，就定了一个最年轻的。并跟厂里明确，他是厂里最小的“右派”，工资只从62元降到56元，也没下放到车间劳动。这个同志戴帽后，成了江泽民同志的一块心病、一种精神负担，心里时时感到自责。江泽民同志曾对我说：“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很遗憾。”

　　一年后，江泽民同志在全厂第一个给他摘了帽子。摘帽后，江泽民同志更是视他为朋友。这个同志喜欢音乐，1962年江泽民同志调离一汽时曾主动提出把自己心爱的吉他送给他。江泽民同志调离一汽后，还多次向这位同志的有关领导说这个同志的好话，请他们多多关照他。70年代末，这个同志调到苏州吴县发电厂工作，担任该厂的副总工程师。在这时，他曾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寄过一封信，表示了对自己过激言论的认识以及对江泽民同志的感激。江泽民同志很快给他回了信，得知他工作、生活得很好，非常欣慰，并邀请他去上海做客，信中仍有对他遭遇不公的自责之意。

　　当时，我们动力处是全厂定右派最少的。有一个处职工人数、知识分子人数都同我们处差不多，我们处只定了一个，他们处却定了9个。通过这场反右斗争，我加深了对江泽民同志的认识和信任。我感到，他是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典范，觉得跟着这样一位领导工作，跟这样一个人做朋友，非常幸运，心里很踏实。

　　四 “赶庙会”抢“红旗”零件

　　在解放牌汽车即将出厂的1956年春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对汽车工业要开发国产轿车提出殷切希望。他说：“什么时候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

　　1958年在“大跃进”的声浪中，一汽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仅用23天的日夜苦战，就于5月12日试制成了我国第一辆小轿车——“东风”，送到北京。5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乘坐了“东风”小轿车，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东风”回厂后，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在毛主席乘坐“东风”轿车鼓舞下，厂里提出“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响亮口号。为了早日生产出“红旗”高级轿车，就打破一切常规，将“红旗”轿车2000个零合件的图纸，摆放在厂内中央大道两旁，用“赶庙会”的方式，张榜招贤。

　　我们动力处是后方非生产单位，主要是负责全厂动能的供应及动力设备的管理，没有机械加工手段，但江泽民同志却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几位老师傅去“赶庙会”。看到“红旗”零合件一个个被大家抢走，江泽民同志再也按捺不住，跟我们几个人商量说：咱们也抢一个，说什么也不能成为轿车生产的空白点。大家非常赞成。我们本来想抢点火线圈，但考虑到绕线圈没问题，浸滤没把握，最后我们就抢了一个点火开关，拿到电修车间跟老师傅一起敲打，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任务。

　　点火开关虽小，但它承载了江泽民同志和我们动力处职工对“红旗”轿车的一片赤诚，也体现了“大跃进”开始时江泽民同志的心态。

　　五 调任动力分厂厂长

　　随着“大跃进”中生产的发展，汽车产量由原来设计的班产50辆份，要实现班产百辆份，动力系统的组织机构显得很不适应。为了保证全厂的动能供应，动力系统进行了一次大的机构调整，把动力处与机械处合并，成立机动处。把这两个处原分管的热力车间、气体车间、筑炉车间、电力车间、弱电车间等与热电站合并，成立动力分厂。6月12日，江泽民同志出任动力分厂第一任厂长。3个月后，他又把我从机动处调到动力分厂，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

　　这样，他当动力处副处长时，我是动力处的动力科长；他担任了动力分厂厂长，我是动力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我们的接触自然非常多。而且，动力分厂只这么一个技术部门，设备检修、技术改造等一切技术问题全由这个科负责，我们的接触就更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更多的接触，使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更深的友谊。

　　随着我们接触的增多、友谊的加深，江泽民同志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但是，对他的革命家庭，他解放前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经历，却极少谈起。这或许是他不愿使我感到他特殊，不使自己在群众中产生优越感吧。只一次，我随他到鞍钢出差例外。“大跃进”时住宿困难，他急着联系工作，就叫我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告知市委书记他来了。不一会儿，市委就来车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市委招待所。很快，市委书记(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就来看我们，见了面，一把就将他抱住，很动感情地说：“洪泽湖畔一别20年，你完全长成大人了！”当时，我很吃惊，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市委书记热情地陪我们吃饭、参观。晚上，客人走后，江泽民同志告诉我，这位市委书记在新四军时，是他的寄父江上青烈士的部下。江上青1939年在皖东北作战时牺牲。

　　这样的人生经历，一定在江泽民同志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他取之不尽的心灵营养。这一切，连接着他的神经、他的血脉，他是不能轻易提起的……

　　六 革命激情和科学态度

　　江泽民同志身上那团火，时时迸发着革命的激情，但他却又具有非常冷静的科学头脑。正是这两者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才使他能带领群众为我们党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视察一汽。在毛主席视察的鼓舞下，大家打破常规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就到东大甸子支农。在凛冽的寒风中，清晨集合，坐闷罐车出发。江泽民同志情绪非常高涨，坐在又黑又冷的闷罐车里，一路上指挥大家唱歌，《我的祖国》、《歌唱二郎山》、《志愿军战歌》，一曲又一曲，一路唱到下了车，跟大家一起挥镐大干，还是说笑不断。休息时，同大家一起搞文体活动，使大家在滴水成冰的野外过春节，情绪饱满，别有一番豪气、一番情趣在心头。

　　对待“大跃进”，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他都充满激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轰轰烈烈的浪潮中，他能保持非常冷静的科学头脑。1960年，“大跃进”的后期，在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全厂出现了一个大搞“超声波”的群众运动。当时所谓的“超声波”，就是拿一根金属管子，一头砸扁，焊上一个薄铁片，另一头接上压缩空气，一吹，震耳尖叫，就成了“超声波”。说这种“超声波”可以提高零件质量，节约冷却油、冷却液，包治企业生产百病。用在生活中，可使炸出的油条、蒸出的馒头个大、味香。因为是大搞群众运动，各单位都下了指标，一个车间每天都要搞几十、几百个。一时间，厂房里一片刺耳的压缩空气尖叫声。

　　江泽民同志看到这些，总是摇头，很是忧虑地对我说：“不行，不行，这样搞不对。”他从图书馆借到一本英国人写的《超声波工程学》给我看，说：超声波是好东西，人家几十年前就搞了。我们搞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说，这是对压缩空气和金属材料的严重浪费。

　　对于愈演愈烈的“超声波”浪潮，江泽民同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不能再这样下去！现在我们的压缩空气已经由6个大气压降为4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动力分厂就垮了！”于是，他先把我们厂一台1.2万千瓦发电机安装的“超声波”撤掉，并下到车间、班组做工作，尽可能让大家冷静一些。一次我跟他去机电分厂，当该单位领导兴致勃勃跟他讲搞了多少“超声波”、还要搞多少时，江泽民同志打断了他的话，叫他认真检查一下“超声波”的实际质量；并对他说，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纯追求数量。给这位“发烧”的同志一块冷冰，使这个同志降了温。还有一次，我跟他去看利用“超声波”炸油条表演。表演完，江泽民同志说不用“超声波”，直接用压缩空气吹试试。试完，江泽民同志让大家看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大家也都说看不出什么两样。这样就用事实削弱了大家对这种“超声波”的热情。同时，他顶着被戴上右倾帽子的风险，向厂里写报告，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终于使这股浪潮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停止了，没有给国家造成更大损失。

　　七 烧油工程展现非凡才华

　　烧油工程是将原来热电站燃料系统进行改造，在保留原有燃煤系统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和安装烧油系统。

　　烧油工程是1961年秋天进行的。这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全国煤炭供应紧张。这一年在寒冬将到来之际，动力分厂热电站用煤面临断炊危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全厂的生产就会瘫痪；无法取暖，10万职工和家属将无法安全度过寒冷的冬季，形势非常严峻。时任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同志心急如焚。与此同时，大庆油田由于炼油能力跟不上，原油大量堆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决定大企业动力系统改烧煤为烧油，以缓解煤炭供应不足，同时解决原油的堆积。一机部决定一汽用最快的速度将热电站的燃烧系统进行烧油改造。周建南副部长多次到一汽督办。为此，厂里成立了烧油工程指挥部，江泽民同志担任了烧油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

　　江泽民同志很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重量。他经过周密的思考，同我研究，首先将动力分厂内部的技术力量进行了调配：将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周怀飞和清华毕业的单文昌等技术骨干抽出，全力参加会战；要我一半负责日常生产，一半参加会战；并将四班三倒的运行方式，改为三班三倒，抽出一个“值”参加会战。同时，在土建施工进点之前，就成立了一个“燃烧小组”，拿出一台锅炉，对改造燃烧方式进行试验，为工程全胜提供科学保证。并派我带人到大庆油田，提出原油用量计划，要大庆认可，并且去听原油性质讲座，深入了解原油性能，掌握原油在燃烧过程中的变化，使工程改造能适应原油燃烧的特性。

　　工程开始，最早进点的是基建处处长曹新带领的土建队伍。曹新是冀中著名的抗日英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非常聪明能干，有魄力，一身的铮铮铁骨。他带的队伍敢打敢拼，指向哪儿打到哪儿。江泽民同志白天黑夜和他一起，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晚上，两人一起从工地上回来，江泽民同志就和曹新一起住在自己的办公室。由于准备充分，指挥得力，土建工程从一开始就进展得非常顺利。江泽民同志和曹新两人也相处得非常好，以至当了总书记后还一直想着他，30多年后在中南海接见厂领导时还不忘给他带好，来厂视察时，还跟他一起回忆这段难忘的合作。

　　当时，在工地上施工的土建和设备安装队伍近200人，高潮时有上千人参加会战，江泽民同志都指挥、调度得有条不紊，使大家有分工，有协作，个个都能心情舒畅，发挥自己的力量。

　　整个会战有许多关键，最为关键的是4个1000立方米、离地10米高的油罐怎么竖起来。按常规，开始是搭个脚手架，一片钢板一片钢板往上焊，进度慢，质量差。江泽民同志围着工地转来转去，找技术员、工人商量，后来想到大庆是石油工业，经常接触这类工作，于是亲赴大庆取经、搬兵。到了大庆，他亲自请来张昭明工程师带队的焊工队伍。他们改高空作业为平地作业，将钢板放在平地上焊，然后用卷扬机卷起来，再将剩下的一条立缝对起来焊，一个筒状大罐就竖起来了，速度快，质量好。江泽民同志抓住最难的关键突破，为整个工程的进展，打开了通道。

　　江泽民同志工作一贯严谨，对技术问题更是一丝不苟，跟技术人员讨论技术问题，含糊一点也不行。这种严谨，保证了工程在每个技术问题上准确无误。江泽民同志作为烧油工程的总指挥，从技术设计到施工，从材料、设备的准备到食堂饭菜，他全负责，统筹安排。为了尽可能保证会战职工吃好，他调换了食堂管理员；无法弄到粮食，就设法弄些白菜，为晚间会战职工一人送一碗热乎乎的白菜汤。

　　经过3个半月的日夜会战，烧油工程如期高质量完成了，保证了全厂生产的动能供应，使10万职工和家属安全度过了寒冷的冬季。

　　烧油工程中，江泽民同志展现了非凡的组织领导和指挥才能，以及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至今被一汽人所称颂，也引起当时一机部的重视。

　　八 跑向世界 踏勘山沟

　　烧油工程结束后，1962年春天，江泽民同志调到一机部上海电器研究所任所长。一个月后，我带女儿回嘉兴老家探亲，途经上海，住在他家里。他告诉我，现在出国的机会多了。在这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地同我说过：他想出国亲眼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很快，他出国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

　　70年代初期，他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负责一机部援外工作，有了更多的出国机会，并较长时间住在国外，使他能更深一层了解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的精彩，外部世界的变化，始终吸引着他的目光。对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使他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对他以后的工作有极大的好处，使他能站在全球的高度、广度思考问题。

　　1978年，厂里组织我们20人到日本考察、进修。我们在北京等着上飞机，刚巧江泽民同志从国外回来下飞机。当他得知我们要去学习日本的经营管理时，非常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们这步走对了，走对了，早就应该打开门，走出去看看，不能老是闷在家里面。”还对我说，“像你这样，懂几句外语就行，要闯……”

　　江泽民同志出国时，他的心、他所思虑的却在国内，目的在于搞好国内的工作。1982年他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在经常出国的同时，也跑遍了山沟里电子工业部的一个又一个工厂，将国内外的情况进行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找出了改进的办法。那时，我到北京出差看他时，他就对我说：“我们一个又一个厂还都孤零零处于大山沟里，与世隔绝，交通不便，谈什么发展、进步，谈什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痛心地说：“这些厂都是上海、北京的老厂，基础好，老工人技术好、素质高；60年代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又大多分配进去。形势发展变化已使整整一代人就这么牺牲了。再不改变目前的状况，这不是要牺牲、耽误两代人吗？”还对我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厂、这些人尽快地搬出来。”当我再一次到北京出差时，他带我去看电子工业部展览会，看到的是这些厂搬迁后飞速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江泽民同志1954年到一汽后，于1955年去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流水生产，使他眼界大开，对他在一汽的工作有很大启示。后来，他出国跑了世界许多国家，这些启示在他以后工作中的巨大作用，那是无法估价的。

　　九 要搞“中华牌” 不搞“上海牌”

　　1986年，厂里换型资金等方面都很困难，但是为了企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耿昭杰厂长却在筹划着发展轿车生产，并悄悄进行着生产轿车的准备。他把目光投向美国、德国的大汽车公司，准备与他们合作。当时，上海轿车已经走在前头，同德国大众公司合作，生产了中档的桑塔纳。并且在这一年的夏天，还在桑塔纳生产线上，用SKD的办法，组装了桑塔纳的上线产品——高档的奥迪轿车。

　　这一信息使耿昭杰很是震惊和焦虑。一汽虽然暂时困难，但有多年生产高级红旗轿车的经验和基础。引进国外产品和技术，从高级轿车入手发展轿车，尽快挡住蜂拥而至的轿车进口潮，逐步建立起自己民族的轿车工业，是耿昭杰感到自己作为一汽厂长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他心中的梦想。而造型美观、结构合理、性能良好、乘坐舒适的德国大众的奥迪，一直是耿昭杰心中悄悄地热恋着的引进对象之一。现在，上海在桑塔纳生产线上组装奥迪，表明了他们要生产高级轿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9月，耿昭杰把正在潍坊开会的我紧急叫回来，要我到上海去找正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希望在生产轿车上，一汽能同上海协作。在零部件合作上，一汽帮助上海实现桑塔纳65%国产化的指标；而上海也放下生产高级轿车奥迪这一块。这样，既避免了上海分散精力，也有利于一汽争取到国家生产轿车的立项，尽快批量生产高级轿车，挡住进口，逐步建立起民族轿车工业，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汽车人的期望。

　　我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带着曾担任过轿车厂厂长、江泽民同志在一汽任动力分厂厂长时的搭档陈辉，一起到上海去找江泽民同志。我们是晚上在江泽民同志家里谈的。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兼汽车办主任也在座。江泽民同志办事一贯这样，他是一市之长，手中有处理一市所有问题的大权，但处理哪方面问题，都要同那方面的负责同志通气、商量，决不独断专行。我当时着重向江泽民同志说明的是，生产桑塔纳和生产奥迪使用的模具、装备完全不同，用SKD组装一些可以，真正要生产就是两码事。在德国生产桑塔纳、生产奥迪就是两个工厂。上海虽然生产了桑塔纳轿车，但不具备生产奥迪车的基础；而一汽有多年生产红旗高级轿车的经验和基础，虽然暂时困难，但实力雄厚。若把奥迪高级轿车这一块留给一汽，而在桑塔纳生产上由一汽和上海搞零部件合作，这样不仅对上海、一汽都有利，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汽能争取到在国家的立项，可以尽快形成批量生产高级轿车能力，挡住进口，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的轿车工业。我说这些话也是在试探上海的态度，为一汽想搞轿车吹吹风。

　　我讲完这些后，江泽民同志沉吟一下，用目光征询了在座有关同志的意见，然后说：“那可以吧。”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世界轿车工业发展规律。最后，江泽民同志坚定地表示：“我们要搞‘中华牌’，不搞‘上海牌’。”并安排我们第二天同上海汽车办的同志具体商谈。就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德国大众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李文波就得到信息赶到上海，可见大众公司对这次商谈的关注和与一汽合作的渴望。

　　第二年，国家确定立即着手建立我国自己的轿车工业，并明确：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汽车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将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一汽轿车在国家立项后，历经了种种选择、谈判，最后选择了德国大众公司，并于1988年与大众公司签订了奥迪轿车技术转让协议。大众的奥迪轿车成为一汽3万辆先导工程的基本车型，并为15万辆的进一步合资铺平了道路。一汽奥迪轿车生产从SKD、CKD组装开始逐渐实现国产化，很快满足了国内轿车的需要，挡住了进口。1993年，轿车3万辆先导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并得到很高评价。到1996年末，奥迪国产化率累计达到90%以上。同年，奥迪轿车匹配一汽的CA488—3发动机和016变速箱以后，成为小红旗轿车，创出中国唯一的民族品牌，知识产权完全归属一汽。

　　1990年，一汽又与德国大众签订了年产15万辆轿车的合资项目。1997年，一汽-大众15万辆轿车工程通过了国家正式验收。民族轿车工业迅速建立并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年，江泽民同志作为上海市市长，没有从上海一地的得失出发考虑问题、处理问题，而是从民族轿车工业的全局出发，积极支持了一汽上轿车，这就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

　　1989年11月6日，担任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同志又在中南海接见了德国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博士和一汽耿昭杰厂长，对一汽和大众公司的合作项目充满信心，并表示要起促进作用。1993年7月14日，在一汽建厂40周年前一天，刻有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的纪念碑，在一汽-大众公司门前落成。

　　江泽民同志从任上海市市长，到担任党的总书记，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一汽轿车生产，支持民族轿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他的功绩将永远写入中国民族轿车工业发展的史册。

　　十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1988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苏联特莱霍夫所著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和译稿还在否？我一下子说不上来。译稿是江泽民同志1965年底寄给我的，很快“文革”开始，我被从一个两居室单元房赶到一居室单元房里。因为房子太挤，在搬家的时候，妻子杨维把许多外文书都卖掉了。时隔20来年了，加之“文革”后我又搬了两次家，江泽民同志问起这本书和译稿在不在，我说得找找看。

　　这本《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是江泽民同志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导师、苏联电气专家特莱霍夫所著。1956年5月，江泽民同志结束了在苏联为期一年的实习，临别时，导师将这本书送给他，并表示希望本书在中国出版，为中国同行所用。

　　江泽民同志是个办事有始有终，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没有答应导师什么，心里却始终把导师的嘱托牢牢放在心上。回国后，在担任一汽动力系统方面的领导工作中，他经常翻阅此书，从中受益匪浅，并经常把书中的一些好做法介绍给大家。但是，由于回厂后正赶上出车前夕，工作十分紧张，接着又是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上“红旗”，接着又是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之后是困难时期，又是烧油工程……这期间，他一直记着导师托付的书，却一直没有时间翻译。1962年，他调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但他还是抓紧点点滴滴空余时间，把书译成中文。可以想象，他翻译书稿的时间，正是中苏大论战的浪潮高涨之时。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一位苏联专家的著作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眼光的。1965年底他将原著与译好的中文稿一起寄给我，要我帮他校对。

　　我开始给他校对不久，“文革”爆发，人人都被卷进这场浩劫中，书稿之事自然搁浅了。

　　20来年后，江泽民同志突然来电话问及此事，我赶紧在书柜堆积的书稿中找。还好，稿子找到了，是妻子杨维在卖书时，看到书稿上一页页清秀的字迹，掂到了这上面凝结的心血，偷偷将它保留下来，使它幸免“遇难”。可书却找不到了。找到书稿，我立刻打电话告诉江泽民同志，书稿还在，但是书没有了。江泽民同志听了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书稿在就好办，书我来想办法解决。”

　　由于书的作者特莱霍夫去世多年，江泽民同志通过中汽公司常驻俄罗斯代表、原在一汽时基列夫专家的翻译刘人伟，从基列夫那儿要到一本捎回国寄给我。这时，已到了1989年春天，我在校对书稿时，发生了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不久，江泽民同志担任了我们党的总书记，我把书稿又一次搁下。可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不久，又打电话，问书稿校对得怎么样？这使我有一点出乎意料，便有些惊讶地问：“你都当总书记了，还出这本书干什么？” 江泽民同志回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为人，身处总书记高位，却不忘30多年前师友的嘱托。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多么重友情，讲信义的人啊！他说了的话，答应的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无论经历多长岁月，也一定要办到。这也许是他必成大事的因素之一。

　　我抓紧校对书稿，为赶时间，又请第九设计院的老同志把文字、符号规范化，又帮助把书中一些插图制成铜版，按江泽民同志的安排，把书稿交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一个月后，该书中文译本出版。

　　在江泽民同志卸任总书记职务后，一位写江泽民传记的美国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书稿是江泽民亲自翻译的吗？”我告诉他，是他亲自翻译的。书稿有2/3是江泽民亲自抄写的，有1/3是他妹妹帮助抄写的。

　　美国记者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他是要知道，江泽民作为政治家，做起学问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1956年江泽民同志接过这本书，到1990年它的中文译本出版，中间经历了34年。这34年，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但他珍视友谊的情怀没有变。当人们翻开这本书时，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它厚重的历史、感人的情怀。

　　十一 一份讲稿透露心迹

　　大概在1989年一二月份，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我在给他校对那本书稿时，江泽民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给他准备一些世界能源发展趋势和节能方面的文字材料。我说，我只能说说一汽的情况，世界的、全国的了解得不多。他说，只把我所掌握的说清就行，外边的情况他会再找周怀飞(原一汽动力厂生产技术科副科长，时已调任浙江省节能中心办公室主任)等一些同志补充。我按江泽民同志的要求找资料寄去。后来，我知道他不仅找了周怀飞，还找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质鎏(也是江泽民同志在一汽时的老部下)等一些同志，丰富了更多的资料，写成了《世界能源发展趋势和节能措施》的文章。

　　大概在当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我给江泽民同志打电话。他的秘书贾廷安告诉我，江泽民同志到交通大学作报告去了。我问作什么报告，他说《世界能源发展趋势和节能措施》。这时我才知道，他要我给他准备这些资料，原来是为到交大演讲所用。这次演讲之后，交大授予他教授的职称。

　　江泽民同志1926年生，当年是63岁。按照正常的规律，他已快到退休年龄。他也跟我谈过退休后想做个教授，研究点学问。凭着我们多年的交往、友情，我知道，江泽民同志这是在为自己退休做准备，完全没有料到两三个月后，他将出任我们党的总书记，去迎接时代赋予他的更为巨大的挑战。

　　十二 从中南海打来的第一个电话

　　1989年春天，全国各地闹学潮，上海的学生也闹得很厉害。我很惦记江泽民同志，每天都看上海的报纸，关心江泽民同志的活动。我注意到，从5月20日起，江泽民同志的消息便在上海的报纸上消失了，全国的报纸上更没有江泽民同志的消息。我很担心，厂里一些和江泽民同志熟悉的同志也都来问我，这使我更着急，便往上海给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同志打电话询问。王冶坪同志说她也不知道江泽民同志的下落。我问她江泽民同志是不是还在上海？她说不知道。我问江泽民同志是不是病了？她说肯定没有。我连着又打一次电话，王冶坪同志还是对我说，她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就只好在焦急中等待。唯一给我一点安慰的是，报纸、广播里虽然没有他活动的消息，可也没有他的坏消息的传闻。就在这种心情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不久，突然宣布他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党的总书记，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并很为他高兴。不过，也为他有点担心，当时形势那样复杂，这副担子太重了。

　　就在宣布他任总书记3天后的夜里10时30分，他突然从中南海给我打来电话，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老沈，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接着他又问我厂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对他讲，学生也来闹过，不过现在都平静了，没什么问题。接着，他便跟我聊，他现在一个人住在中南海，办公室里间放了一张床，每天读书、看报，学习怎么当总书记，怎么样做好工作。我也没想到他来这个电话，也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感到江泽民同志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就任总书记，他每一根神经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沉重的责任压得有些焦虑，甚至有些无奈。他的话里没有一种职务升高的荣耀，没有丝毫个人的荣辱，有的全部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

　　又过了3天，白天，我正在74栋开党委扩大会，他又打来电话，对我谈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说在现时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这可能是他在学习、读书中有了些体会，急于同老朋友聊一聊。从第一个电话后，江泽民同志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是向我询问一些情况，有时是他工作太累了，跟我聊天，消遣消遣，发一些感慨。

　　十三 外出的第一个点——延安

　　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3个月后，外出选的第一个点是革命圣地延安。他要亲自去看看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要在新时期把延安精神发扬下去。

　　去之前，报纸没有发消息，我自然也不知道。一天夜里很晚了，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是江泽民同志，他让我猜他在哪儿？我说，那我哪儿猜得到。他告诉我，他在延安。聊了几句后，他的语气沉重起来，对我说：“这里真是太穷了，太穷了。我们的老区，对革命做出那么大贡献，解放了40年，这里还这么穷……”

　　我说，你要看，就看最穷的。他说，“我看的就是最穷的，你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看报纸，他去的果然是最贫困的地区。从这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各项政策开始向经济落后的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些地区。延安精神，重新发扬光大。

　　十四 解决贷款和军车问题

　　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后，找他的人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据我了解，江泽民同志对于老同志一些确实应解决的问题，都是尽心尽力认真办理的。有些人了解我和江泽民同志的关系，也来找我，要我帮助找江泽民同志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江泽民同志对我说：“老沈，对一汽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其他问题只有你感到有必要时，再来找我。”

　　这些年来，我找江泽民同志办事，一直遵循他的意见。我个人从未找江泽民同志办过任何事，倒是为一汽找江泽民同志成功地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解决贷款问题。1989年末，汽车大量积压，没有资金，煤买不进来，职工1、2月份工资发不出来，副厂长兼总会计师尹士君在北京跑了很长时间，也贷不到款。当时，由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企业普遍遇到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耿厂长让我去找江泽民同志，请他帮助解决一下贷款问题。这样，我给江泽民同志打了电话，江泽民同志叫我第二天到北京去。当时是12月22日。于是，我第二天坐飞机，下午3时到了北京。按事先约定，我到京后给他的秘书贾廷安打电话。他接我，晚6时到了中南海，这是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江泽民同志住地的小会议室，我把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他听后，马上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按我们要求的一个亿，请他帮助解决贷款。因为我来之前，他已同李贵鲜通过话，李贵鲜在电话中马上就答应了。江泽民同志办事一贯是这样，从来都是一板一眼有准备。他又给我写了信，交代我明天早上和总会计师一起去找李贵鲜。

　　第二天一早，我同尹士君找到李贵鲜。李贵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批给我们贷款一个亿，解决了一汽当时的燃眉之急。

　　第二件事是解决军车问题。那是第二年末，受宏观调控影响，汽车市场萎缩，厂里积压18000辆车，资金周转非常困难。当年，部队订购的汽车只有5000多台。我们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在北京同部队有关部门商谈，根据部队汽车更新需要，希望部队能多订购一些。但是，部队也有困难，谈了很长时间没有效果。这样，耿厂长又让我向江泽民同志反映。

　　这样，我就给江泽民同志打电话，江泽民同志又是叫我第二天到北京去，而且电话里还说，让我到北京后去他家。

　　江泽民同志听我汇报情况之后，马上操起电话，打给解放军总后装备部。江泽民同志说，一汽很困难，这18000辆车给部队更新，国务院拨6个亿，部队也拿2个亿，帮一汽把困难解决掉。

　　我站在电话一旁听着，只听电话那边马上答应下来。然后，我赶紧提醒：“到26日，全国就不办了，还只剩3天时间。”这时，江泽民同志就讲限3天内办完。电话那边传来很大声的一个“是”。这件事为什么能这么快办好？主要是江泽民同志对部队、对全国汽车情况早就心中有数。

　　十五 解决二滩水电站问题

　　二滩水电站在四川省，是仅次于三峡的我国第二大水力发电站，它由世界银行贷款，投资80多亿美元建成。它的总经理原是吉林省水电一局的局长刘俊丰，我同他很熟悉。我是学电的，很想去看看，刘俊丰便邀请我和爱人杨维一起去。

　　这样，在2000年5月末，我们到了那里。他派人陪我俩看厂房，看大坝，真是很壮观。当时汛期快到了，大坝放水像一大团一大团胀开的棉花，真是奇观。那规模，我从未见过。可奇怪的是，6台机组，发电能力390万千瓦，却是3台空转3台闲置；2条高压线，1条通重庆，1条通成都，都空闲在那里。陪同者告诉我们，水电站年发电能力160亿度，可上边给的指标只是40亿度。这样，连还世界银行贷款的利息都不够。水电站刚建成，就成了亏损大户，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省里有好几个火力发电厂，连它邻近的攀枝花钢铁公司也有发电厂，得先要满足它们的生产。

　　我心里感到好奇怪，水力发电，再生能源，而且又干净又环保，为什么闲置不用，倒要去烧煤发电？这有多浪费，地方保护主义太害人了。回长春后，正巧江泽民同志来电话，我便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

　　几个星期后，二滩刘俊丰来电告诉我，电力公司内部已传达，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很快就派国家计委领导到二滩做调查，问题正像我反映的那样。结果，决定减少地方上的火力发电厂发电量，对他们的损失，二滩给予适当补助；充分发挥二滩的生产能力，满负荷生产。

　　十六 从美国越洋打来的电话

　　江泽民同志曾3次去美国。第一次是1993年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次、第三次是1997年10月、 2002年10月分别应克林顿总统、布什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同志去美国前后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讲他在美国所见所闻，他的心情和感受。

　　1997年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访问从10月26日至11月3日，历时9天，江泽民同志参加了40多场活动，发表了包括一系列重要演讲在内的30多次讲话。其中，在哈佛大学所作的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受到的欢迎尤为热烈。在演讲之后，不顾时差，我们这儿正是中午，他在美国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兴致勃勃地问我：“我在哈佛的演讲你听了吗？”我说：“听了，但听得不全。”他又问：“我演讲得怎么样？”我说，讲得非常有力。但我好像听到外面有些叫喊声，是不是在美的反华分子搞的？他不屑一顾地说：“他们叫喊，我就更大声压倒它！”声音里充满了胜利的豪气。我明白了他刚才喜悦的原因。

　　他告诉我他在美国日程安排得非常紧，特别累。是的，那么多活动，那么多演讲怎能不累？就是这么紧张，这么累，却也不忘给朋友打个电话，让老朋友能在第一时间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我真为江泽民同志的成功，为他对老朋友的情谊而高兴，而感动。

　　在他一次去美国前给我的电话中，我对他讲：我有一个侄女在联合国工作，是保健医生。据侄女讲，联合国有规定，哪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来演讲，哪个国家的保健医生便可优先站在演讲台旁。联合国里只有她一个中国保健医生。如果江泽民同志去演讲，肯定是她站在讲台一旁，那时，她想和江泽民同志照个相。江泽民同志听后一口答应。这样，我便把这个消息告诉在联合国工作的侄女，叫她把握好时机。果然，在江泽民同志演讲后，小侄女抢上前去，告诉江泽民同志，她是我侄女。江泽民同志立刻排开蜂拥而至的记者，非常亲切地和她照了张相。后来，江泽民同志见面时还告诉我：“我跟你小侄女照了相。”

　　从小侄女的这一心愿，我也深切感到江泽民同志在海外华人心中的位置。

　　十七 新时期党员的标准

　　2001年7月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长篇讲话。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当天下午，江泽民同志就打电话给我，问我听了他的讲话没有，怎么样。我顺口便说：“听了，很好。”他马上问我：“好什么？哪些问题讲得好？”实在说，我听是听了，但没认真思考，因此一时答不上来。他说：“你仔细看看。”

　　于是，他对我讲，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该懂得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具有先进文化。他还讲道，我们的许多有杰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国家都将给予高薪、重奖。他们有了资金，就不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了吗？关键看他的资产怎么用？他的资产是为了完成我们党在新时期任务而用的。

　　他给我讲这些，口气非常肯定，意见非常成熟。我猜测，这些意见一定是党中央讨论过的。

　　接着，他问我厂里的同志们对他的这个讲话是什么反应？我说因为是休息日，我还没有出门，还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最后，他对我说：“讲话涉及的问题很多，有理论问题，也有现实问题，绝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特别强调地对我说：“你给我好好学习学习。”

　　十八 我向江泽民同志反映的

　　4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给我打电话，有时是老朋友的闲聊，用他的话说是消遣消遣。可更多的时候，他是把我作为了解下情的一条渠道。因此，我总是把听到的，看到的，感到的，实话实说地讲给他。所以，有一次在电话中他问现在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时，我就痛痛快快、狠狠地给他讲了4条。

　　我对他讲的第一条是：严重的腐败。我说，现在腐败现象五花八门，经济上贪污受贿无孔不入，数额简直不可想象。政治上出卖党和国家利益，拉帮结伙，官官相护，表现在干部提拔上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生活上腐化堕落等等。江泽民同志说这个问题中央有数，因此要常委中的尉健行来专门抓这个问题，要逐步加强反腐败的力度。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除这次电话外，我也多次向他反映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下岗失业的压力，普通工人生活遇到的困难，要他为国有企业改革想些办法。他说，中央要是有好办法，会藏在那里吗？小平同志不是讲，要摸着石头过河吗？他要我多向他反映群众对国企改革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后来我看到他自己亲自到全国各地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他三次来一汽视察，也都是来东北地区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的。很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国企改革的办法，其中如企业下岗职工培训、成立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等。

　　我所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千奇百怪的丑恶现象。我说，现在的丑恶现象沉渣泛滥，不可想象。一汽海南试验站所在的琼海县，试验站外一条街，一夜之间出来上百家美容院。我要去理发，人们要我小心，最好别去，说理发店外面摆了一条凳子，那是做样子，后面不知是什么玩意儿。解放后已经绝迹的妓院等，几乎半公开出现，而且我们的一些干部不仅对此熟视无睹，甚至是这些地方的后台和参与者。

　　我所讲的第四个问题是：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富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穷的温饱都是问题。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中央已经注意到贫富悬殊问题。后来，我看到中央陆续出台了关于高收入者纳税以及低保救济等一些政策。

　　江泽民同志在跟我的通话中，总是老朋友口气，从来也没摆过架子，不打官腔，我对他也是有什么说什么。我看到他的夫人王冶坪同志随他出访时很吃力，就在他出访俄罗斯、日本前打来的电话中对他说：“王冶坪同志身体不好，这次出访就不要去了吧？”他马上说：“哪能不去呢？国际惯例，礼节嘛！”

　　就这样，在频繁的电话中，我们几乎无话不说，无所不谈。但关于中央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从未向我谈过一句、一个字。江泽民同志重友情，对朋友真诚，但也非常讲原则。

　　十九 3次南湖宾馆欢聚

　　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后，曾于1991年、1995年、2000年3次视察一汽。这样，我除了在他视察厂里时同他见面外，3次都应邀在他下榻的南湖宾馆同他欢聚畅谈。

　　第一次视察是1991年1月11日，他是从吉林市过来的。在来长春的前一天，他就从吉林市给我打来电话，说第二天到长春后，他要休息一个晚上，叫我列10个老同志名单，到南湖宾馆，多年不见，吃顿饭，叙谈叙谈。在第二天他来厂视察后，我们坐面包车到了他下榻的南湖宾馆。江泽民同志看到这些久别的老同志，非常高兴，非常热情，一一握手后，掐着指头跟大家算有多少年未见，各自生辰年龄，然后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今天咱们不谈政事，就是叙旧，唠唠家常。”

　　坐下身后，他就问起每个人身体、爱人和孩子们的状况。这一谈，大家紧张的心情都放松下来，仿佛面对的不是国家元首，仍是多年前一起朝夕相处、一起工作时的那个谈笑风生的江泽民同志。

　　第二次来一汽视察是1995年6月25日。白天我们在厂里见面后，晚上，江泽民同志又邀请我和爱人杨维、老厂长黄兆銮夫妇到南湖宾馆相聚。黄兆銮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唱京戏的老搭档。他们一起在苏联学习时，就常一起登台演出，黄兆銮操琴，江泽民同志唱，一拉一唱，非常默契，这次还特别嘱咐黄兆銮到南湖宾馆时一定要把京胡带上。

　　江泽民同志每次来一汽，都像回家一样兴奋，一样放松。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我也是一汽人。”“我最好的年华是在一汽度过的。”因此，他非常珍惜来一汽的时光，珍视和一汽老同志的相聚。每次来，都要抽出一个晚上，不要省、市安排活动，专门和这些老同志叙旧，用他的话说：“我要休息一下，消遣消遣。”

　　这次，我们如约来到南湖宾馆，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同志也在座。我们三对夫妻，聊了一阵子家常后，江泽民同志马上和黄兆銮一拉一唱起来。一会儿是黄兆銮拉琴，江泽民同志唱；一会儿又是江泽民同志拉琴，黄兆銮唱，唱的还是他们常唱的《捉放曹》、《钓金龟》的老段子。他俩唱一阵子，还自我欣赏一阵，三位女士为他们捧场，我给他俩录音。江泽民同志唱得很痛快，拉得也很得意。临别，他把录的磁带都拿走了。看得出，这样轻松愉快的晚上，江泽民同志是很难得的。

　　江泽民同志第三次来，是2000年8月25日。这一次，江泽民同志在厂内视察之后，在接待室听取了竺延风总经理关于生产经营情况和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对策的汇报后，便匆匆走进另一间接待室，与让我提供名单等候在那里的19名老同志见面，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关切地询问大家的身体生活情况。见到曹新，江泽民同志又一次忆起困难时期，搞烧油工程的情景。还握着我的手，对大家说：“我们经常通电话。”并笑着对我说：“看到你身体很健康，非常高兴。”

　　在互致问候后，江泽民同志坐下来，心情激动地对大家说：“见到这么多老同志，看到今日一汽，心情非常激动，这使我想起王安石的两首六言诗。接着，江泽民同志就向大家朗诵起来：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之后，江泽民同志一句一句给大家解释这两首诗的意思。他说：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家，他在16岁时随父亲到京城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曾随父亲游西太一宫。30年后王安石故地重游，满怀豪情壮志，就即兴吟诗，并题在墙上。诗的前两句“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是写夏日景色的。“绿”而且“暗”是写柳色之浓。“鸣蜩”是说鸣叫的“知了”，隐入浓绿中，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浑然一体，有声有色。下一句，是将荷花拟人化，令人想到美人喝醉了酒，脸庞儿泛起红晕。“荷花”与“红酣”之间加入“落日”，不仅点明了时间，而且表明那本来就十分娇艳的“荷花”，由于“落日”的斜照，更显得红颜如醉。

　　第三句是写水，但写的不仅是眼前的水，更主要的还是回忆中的江南的春水。此诗的三、四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有回环往复之妙。就是说，读完“白头想见江南”，还应该再读“三十六陂春水”。眼下是夏季，但眼前的陂水却像江南的春水那样的明净，因而就联想到江南的春水，含蓄地表达了抚今追昔、思念亲人的情感。

　　解释完第一首，江泽民同志看到大家兴味十足，就笑着解释第二首，江泽民同志说：第二首诗也题在墙壁上，诗中写道：“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这两句是回忆初游西太一宫的情景。30年前，初来此地，王安石还年少，父兄牵着他的手，从东游到西，又从西游到东，多快活！而今岁月流逝，30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故去，哥哥也不在身边，王安石从初游的16岁孩童，到重游已48岁，头发都已经白了，于是，写下了下面两句：“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欲寻陈迹”表现了对当年父兄同游之乐的无限眷恋。然而呢，连“陈迹”都找不到了。

　　江泽民同志解释到这儿停下了，无限感慨地对大家说：“我现在来一汽，是真正的欲寻陈迹都迷了。”他的话，使大家沉浸在对往昔美好岁月的回忆中……

　　江泽民同志还运用王安石诗的意境和音韵，和一首诗：

　　和王安石诗

　　(再访长春)庚辰年七月

　　柳绿花红云淡，群英奋战方酣。

　　南海碧波秋水，依稀梦到岭南。

　　四十四年旧事，马车老小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新颜故貌都迷。

　　他把自己这首诗朗诵给老同志听，还一边做些解释，如“南海”指中南海，“岭南”指1954年赴苏联实习前，一汽在长春市南岭举办的俄语学习班。他说，把南岭称为岭南，是为诗中押韵。这首诗抒发了他面对这种既熟悉却又陌生的风光景物的情怀，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一汽的深情。

　　之后，江泽民同志与老同志们及一汽领导在毛主席亲笔题词的汉白玉基石前合影留念。

　　在江泽民同志此次视察之前，原一汽副厂长后调济南担任重型汽车工业公司副董事长的柳殿栋的爱人打电话找我，说柳殿栋病重在济南住院，因为重汽公司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使柳殿栋手术、治疗都发生困难，要我向江泽民同志反映，请求江泽民总书记关照。

　　于是，在当晚江泽民同志邀请我和爱人杨维、黄兆銮夫妇到他下榻的南湖宾馆叙旧消遣时，见面后第一件事，我就先把柳殿栋的事反映给他。他听后，立刻叫秘书贾廷安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请省委给予解决。不一会儿，贾廷安就告诉江泽民同志，山东省委吴官正书记已来电话说：请总书记放心，省委一定负责好柳殿栋的治疗问题。

　　江泽民同志听后，意味深长地说：“看来，问题能解决，柳殿栋是三八年的老革命……”黄兆銮接着说：“这样的情况多了。这种事你了解多少？” 江泽民同志说：“我常同老沈通电话，这样的事我是了解的。”说完，他沉思良久。我想，他一定在想，一个他认得的柳殿栋的治疗解决了，怎样解决所有的有困难的同志的治疗问题呢？

　　江泽民同志带着对一汽，对一汽老同志的深厚情感，在离开长春一汽前，他把吟诵的六言诗送给老朋友留念，并在空白处写道：“这次重来长春，看到一汽蓬勃发展，新人辈出，前景喜人，甚为欣慰。今日一汽，已非昔日面貌，欲寻陈迹都迷。忆宋朝王安石诗一首，送各位老同志留念。”

　　江泽民同志每次来一汽视察，都像回家一样。在视察之后，总想放松一下日夜绷紧的神经，休息一下。他和老朋友见面，畅谈、弹琴、唱歌、唱戏，这是他在日理万机中最难得的消遣时刻。

　　二十 几次题词

　　2003年7月15日，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汽车工业成立50周年。

　　从一汽副厂长任上调到长春市担任市长的祝业精，最早想到请曾是第一代汽车工业创业者的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汽车工业成立50周年题词。还是在年初二，祝的秘书来拜年，就郑重转达了祝业精请我与江泽民同志联系，请江泽民同志为汽车工业成立50周年题词的愿望。并说，这样题法，将来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很快，江泽民同志来电话时，我就向江泽民同志讲了。不久，厂里也叫我给江泽民同志打电话，请他为一汽建厂50周年题词，并邀请他来参加50年厂庆。

　　我向江泽民同志转达厂里的邀请时，江泽民同志说自己不可能来。意思是一去动静太大，劳民伤财。关于为建厂50周年题词的事，他来电话跟我商量几次：是给市里题好，还是给厂里题好。后来，江泽民同志跟我一起琢磨：若给一汽题，市里不好用；如果给市里题，厂里也可以用，而且可以把中国汽车工业定位于以一汽开工建设为起点。江泽民同志要我告诉市委，让他们通过正常渠道，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我把江泽民同志的意见告诉市里，并要他们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时，说明已同江泽民同志联系过，江泽民同志已同意。这样，江泽民同志在收到市里的信后，于6月初，为长春市题写了“纪念中国汽车工业50周年”的大长条幅。但同时通知市内，此题词不能在全国性报刊上刊用。

　　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工作后，第一份找他题词的是一汽，他题的第一份也是一汽。那是1990年初，厂史办的同志们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有12个篇目、70余万字的厂志。这是一汽第一本厂志，它不仅记录了一汽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初稿交付印刷前，厂里的同志们都希望江泽民同志能为本书题写书名。我因此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很快，江泽民同志就回了信，信中说：“永言同志：来信早悉，我来中央工作以后，一般从不题词，主要考虑容易产生不好影响。但我毕竟在一汽工作6年，若不写亦容易产生误解，现将纵横各写两行以供选择，我的名字，可用铅字在书内标出书名题名人。”(注：说6年指除去学俄语和到苏联实习的时间)

　　这次题词之后，江泽民同志在给我的电话中曾说，以后不可能经常题词。可我除去为汽车工业50年找他题词外，还有几次找他。一次是李岚清副总理指示一汽出一本纪念第一任厂长郭力同志的书。郭力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他为一汽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精神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四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书稿编写完成后，李岚清为该书写了序言。大家希望我跟江泽民同志联系一下，为该书题写书名，并拟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中国汽车工业开拓者”等好几个书名。联系了几次，江泽民同志答应题书名，但他对所拟书名都不满意。后来，他要去了书稿，题写了《郭力同志纪念文集》的书名。题字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问我：这样写通不通？是否应当是“纪念郭力同志文集”？他还说：“郭力同志纪念文集”好像是郭力同志的文章汇集；“纪念郭力同志文集”才是大家写文章来纪念他。江泽民同志头脑中有许多国家大事要考虑，但对这样的小事也都是认真的。

　　我还为大连机车车辆厂联系过题词。1999年是大连机车车辆厂建厂100周年，想请江泽民同志题词。但这一年又逢大连市建市100周年。他们想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江泽民同志肯定不会给一个城市同时题两幅。因为大连机车车辆厂已故党委书记尚炯曾在一汽担任领导，跟江泽民同志很熟悉，于是在大连机车车辆厂退休的尚炯的爱人焦俊英(也曾在一汽担任中层领导，同江泽民同志也很熟悉)，专程从大连来找我，说明大连机车车辆厂是我国最大的内燃机车设计、生产和出口厂家。新中国成立50年来，已累计生产近5000台。在建厂百年之计，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请江泽民同志为机车厂题词。江泽民同志来电话时我把情况一讲，江泽民同志就同意了，为大连机车车辆厂题写了“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努力发展中国机车工业”。

　　厂里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听说

　　江泽民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他要题什么词也不是很随便、很自由。他第三次来厂视察时，我们正想筹建汽车博物馆，我们本来已经同他联系好，要他给题写“中国汽车博物馆”。可在南湖宾馆他正准备写，他的智囊们便提出异议，认为给长春题写“中国汽车博物馆”不合适。江泽民同志只好停笔作罢。后来，智囊们研究来研究去，只同意江泽民同志题写“长春中国汽车博物馆”，江泽民同志也只好这样办理，并打电话通知了我。

　　二十一 身居尊位真情依旧

　　江泽民同志是个非常富于感情、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曾对我说过，对人只要有真诚，有爱心，什么都好办。他在厂里是这样，在一机部工作是这样，当上海市长是这样，当了总书记依旧是这样。

　　江泽民同志在厂里工作时，对上级尊重，对工人群众关心爱护，帮助解决思想、生活上的困难，交了许多朋友。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把关心人、尊重人放在工作首位。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起群众干工作的积极性。他调离一汽后，在就任总书记前，找他方便，许多人出差、探亲，都去看他，有时吃住在他家里。在一机部工作期间，即使在“文革”年月，他也曾为重病的原一汽老厂长、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郭力寻偏方，并请自己母亲调制好送去，郭力的夫人张蕙兰直到临终前还感念此事。

　　在当上海市长时，他多方努力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一汽党委书记，后任上海市某单位领导的赵明新平反。饶斌1987年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搞调查研究时突然病倒，他不仅亲自给安排了最好的医疗，而且天天到

　　他担任总书记后，每天有那么多国家大事要办，大问题要考虑，但他依然不忘关心同志。原一汽汽研所党委书记郑树森跟江泽民同志在苏联相识，他去世后，我打电话告诉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马上送了花圈。方铭松在江泽民同志担任动力分厂厂长时是该厂总工程师，是个学者型的技术干部，理论上很强，不太重实践，不善于同人打交道。江泽民同志同他一起工作时，充分发挥他在理论上的长处，还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理论问题，并具体指导他深入实践，帮助他解决人际关系上出现的问题。两人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感情很深。方铭松曾对我说：“江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领导。”方铭松病重住院，江泽民同志也多方关怀。他病逝后，我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的秘书，对他说：“你告诉江泽民总书记一下，说方铭松去世了，就可以了。”我想，江泽民同志最多发个唁电就可以了，没想到江泽民同志为方铭松不仅发了唁电，还给他的亲属们写了挽词，并在第二天方铭松出殡前寄到。他的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当他把方铭松去世的消息告诉江总书记时，江泽民同志一下子愣在那儿，非常悲痛，然后在房里踱来踱去，停下就立刻拿笔写挽词。江泽民同志对同志的感情，就是这样的真挚。后来，江泽民同志访问澳大利亚，还来电话向我核实方铭松的儿子是否在悉尼大学当教授，他在悉尼会见华人时要见见他。

　　江泽民同志不仅对方铭松是这样，对所有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这样。江泽民同志在动力分厂担任厂长时，陈辉同志是书记。江泽民同志调离一汽后，陈辉去上海、北京出差，江泽民同志多次请他到家中吃饭，询问生活、工作情况。江泽民同志到俄罗斯访问时，见到陈辉的儿子，回来时也不忘告诉陈辉。

　　2003年7月，厂里庆祝“7·15”建厂50周年活动刚过，原党委书记高介臣病逝，我打电话给他的秘书贾廷安，请他转告一下。隔了一会儿，江泽民同志就给我来电话，问我高介臣的“臣”字是哪个字？他生怕记不准，写了白字。江泽民同志连一个字都这么认真，也表明了他心中对老同志的感情和尊重。

　　对人的关心、爱护，融会在江泽民同志的一切行动中，非常令人感动。他的这种真诚心情，加之他的工作能力，对党、对事业的忠诚，早在他在基层工作时许多人就预言，他将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还在他当厂长时，一次群众讲评会上，一位老工人站起来，不是提意见，而是说：“江厂长，你不该在这儿当厂长，你应该去当部长。”在这位老工人看来，部长可能就是最高领导了。在他领导下参加烧油工程会战的老红军曹新就曾对我说：“江泽民同志这人好啊，对工人亲，学问大，将来准能做大事，前程不可估量啊……”

　　我们党的选择，不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么？

　　(沈永言 曾任一汽动力分厂厂长、一汽副厂长，现任一汽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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