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文学：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文/刘文飞

　　“后苏联文学”：碰撞和整合

　　苏联解体后英文媒体中泛滥一时的“前苏联”(former Soviet Union)的说法最近有些少见了，可它作为一个舶来词在汉语中似乎还很流行，在笔者新出的一本书中，“苏联”一

词就全都被责编擅自改成了“前苏联”。其实，人类历史中只有过一个“苏联”，又哪里来的“前苏联”？如果说“前苏联”的说法似是而非，那么，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仿照“后现代”和“奥斯维辛之后”等提出的“后苏联”概念，因其特定的时空指向或许是可以成立的，而所谓的“后苏联文学”即是对苏联解体以来俄语文学的总称。

　　苏联解体对俄语文学所造成的冲击，或许并不亚于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冲击，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文学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突然发生了空前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生活被彻底搅乱，所有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被重新洗牌，两个世纪之交的俄语文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碰撞和整合。十几年过后，回首俄语文学的发展历程，发觉它在喧嚣的时空背景下显现出了诸多悄然的变化。

　　1.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

　　苏联时期的文学曾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后苏联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则是其非意识形态化。这一特征又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广大俄语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拉开了距离，原有的苏联作家协会出现分裂，并且不再具有官方色彩，作家们的“社会代言人”和“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认同，文学和政治、政权间的直接联系被中止。其次，后苏维埃社会厌恶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学，如果说，在解体前后的回归文学大潮中，那种揭露苏维埃社会种种弊端、鼓吹民主和改革的文学曾得到追捧，那么在当下，这种文学却正在重蹈其所抨击的对象——以歌颂某种社会体制、塑造正面人物为己任的苏维埃文学——之覆辙，同样面临着被疏远、被淡忘的命运。最后，后苏联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还表现为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部分消解，俄罗斯文学引以为骄傲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却遭到了很多新潮作家的揶揄和调侃。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为新近出版的一部《20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中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绝大多数的人物都是行走着的思想”，俄罗斯文学一直只有“灵魂”而缺少“肉体”；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文集《俄国“恶之花”》的前言中写道：“以恶为对象的鲜亮一页已被写进了俄罗斯文学。其结果，俄罗斯的经典小说已永远不再是生活的教科书和终审法院里的真理了。引入了一些能敲掉对方牙齿的修正。为了表现恶的力量，绝对不弱的一代作家步入了俄罗斯文学。”

　　2.文学风格的多元化

　　早在苏联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作为苏联文学唯一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受到侵蚀。苏联解体前后，在20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源地俄罗斯，各种文学创作方法更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则是后苏联文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有人说，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宜后现代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一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代表作家和作品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和《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等；20世纪70-80年代的确立时期，代表人物有《傻瓜学校》的作者萨沙·索科洛夫、《俄罗斯美女》的作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诗人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苏联解体前后的“合法化”时期，经过相当漫长的蛰伏期，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终于在苏联解体前后获得出头之日，并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填补了苏联文学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如今最受关注的后现代作家有佩列文和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写有《“百事”一代》《黄色箭头》《过渡时期的辩证法》等多部小说，他的作品语言随意、机智，并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主人公的言行，所传达出的都是一种非常随意和无所谓的后现代态度。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到目前为止只写短篇，而且还是几乎没有任何情节的短篇，他的文字无所顾忌，有人认为，他是在将阅读由一种精神活动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

　　当然，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毕竟是强大的，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当今俄罗斯，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重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当今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可能要数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和马卡宁等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主教”的索尔仁尼琴继续写作，在《红轮》等作品中试图史诗般地、真实地再现历史；依然活跃在文坛上的瓦连京·拉斯普京，曾被视为苏联文学中“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现实生活的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在《地下人》《审讯桌》等作品中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3.侨民文学的终结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中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先后涌起过“三个浪潮”的侨民文学。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在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中，就有3位是流亡作家，即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强大存在，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这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苏联解体后，侨民作家纷纷“回归”。有些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彻底返回了祖国；有些作家如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等，则游走在俄罗斯和欧美之间。但出乎这些流亡作家预料的是，他们在“凯旋”之后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今，人们已经在谈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终结，而那些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有许多作家出于婚姻、工作等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如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等，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称他们为“境外俄语作家”。

　　4.女性文学的崛起

　　女性文学的崛起，也是后苏联文学的一道景观。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语文学，在近十几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则并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三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也都陆续被译成了汉语。前不久，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乌利茨卡娅，还应邀访问了中国。

　　前些年，俄罗斯文学界曾数度爆发关于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的争论，而如今，这样的议论已很少听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许是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线。

　　需要指出的是，后苏联文学的整合还远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两个作家协会的分庭抗礼，自由派和传统派作家的对峙，不同创作方法间的竞争，境内外作家、男女作家和新老作家间的创作角力，诸如此类的对立因素都还继续存在。但对于文学来说，多元的碰撞从来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维克多·佩列文：“唯一的畅销”

　　在如今空前多元的俄罗斯文学中，要想找出某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来，无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同的批评家和读者也许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来。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涌现出的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中，维克多·佩列文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无论是就其创作的风格及其代表性而言，还是就其在文坛的地位及其在文学受众中的影响力来说，佩列文都是当今俄罗斯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家之一。

　　这是一位既大众又神秘的作家。俄罗斯是一个酷爱文学的民族，酷爱读书的民族，在苏联时期，经典作家的选集和全集的印数动辄几十万，大型文学杂志的发行量甚至逾百万。苏联解体后，社会阅读取向的多元化，欧美大众文化和娱乐影视的侵袭，以及市场化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等，使得俄罗斯文化中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特征似乎有所弱化。然而，有着辉煌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莫斯科的地铁等交通工具上，阅读文学报刊和书籍的人依旧比比皆是；在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文学作品仍然是借阅量最大的图书；在普通俄罗斯人的聚会中，小说、诗集常被选作馈赠亲友的礼品，文学和作家依然是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最近十余年间，“佩列文”就是俄罗斯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位当代作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各种多卷本文集也不断推出，印数动辄数万(这在当今的俄罗斯严肃文学中是比较罕见的)，且销路很好。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和地铁车厢里，在广场和街边的长椅上，随处可以看到有人在捧读他的小说。在莫斯科的书店里，他的作品总是与那些侦探、言情、科幻的外国畅销小说一起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在莫斯科国际书展上，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在为佩列文图书所做的广告中这样写道：佩列文是当今俄罗斯作家中“唯一的畅销”。在如今疯狂阅读这位作家的读者中，不乏那些在近些年里“除了电话号码簿之外什么也不读的人”，维克多·佩列文被称为“30岁一代人中最著名、最神秘的作家”。作者本人也倾向于同意这样的看法。在最近的俄罗斯电视中，常能看到佩列文新书的广告。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俄罗斯为了向世界展示其当代文学的实力，曾派出一批作家前去捧场，而佩列文一直是多国媒体捕捉的焦点人物。通过google搜索“Пелевин”(佩列文)，可以得到70余万个条目；俄国一家图书销售网站(www.bookler.ru)上的佩列文图书，多达400余种；翻阅一下“佩列文网站”(www.pelevin.nov.ru)上的评论栏目，其中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我们在这里随意列出几篇文章的题目：《佩列文的一代》《佩列文之后》《我们中间的佩列文》《维克多·佩列文和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虚空》《佩列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百事”一代的优秀作家》《佩列文入侵之后的文学风景》《佩列文的时代》和《作为镜子的佩列文》等。仅从这些网络文章的题目，就不难看出佩列文在当今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个常以广告业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显然也是一个被广告化了的作家，但奇怪的是，他却又始终是众多职业文学批评家们所潜心研究的对象。关于他的论文，可以在俄罗斯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问题》上读到；在俄罗斯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以他的作品为题的学位论文也已有人动笔在写了。据说，俄罗斯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把他的作品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谓的“雅俗共赏”，在佩列文这里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最为生动、典型的体现。

　　然而，这位十分走红的作家却又十分低调，据说他从不接受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的采访，只愿意在互联网上与其读者交流。出现在公开场合的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网上和其作品集中出现的他的照片虽然不少，但仔细比对一下，也就是那么相同的几张，人们甚至连这位作家的身世都不甚了解，在新近出版的一部俄文版的《20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中，竟然找不到“佩列文”的词条。佩列文也很少公开什么自传性的文字，人们至今所知的他最权威的“自传”，据说就是他在1993年申请加入俄罗斯记者协会时在申请表上填写的这样一段话：“本人，维克多·奥列戈维奇·佩列文，1962年11月22日生于莫斯科市。1979年毕业于第31中学。1979年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1985年毕业,1987年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研究生院函授部，学习至1989年。1989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89年起在Face to Face杂志担任在编记者一年，自那时起开始与莫斯科的多家报纸和杂志合作。1993年12月1日。”佩列文在这之后的生平，人们就所知不多了。其实，他在这之后的生平反而变得简单、清晰了，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作家，其不断出版的作品实际上就构成了他最好的“传记”。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昆虫生活》《奥蒙·拉》《夏伯阳和虚空》《“百事”一代》《转折时期的辩证法》和《护国者的圣书》等，中篇小说《推土机手的一天》《隐士和六指人》《黄色箭头》《国家计划王子》《蓝色灯笼》等，另有40余篇短篇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并被收入多种作品集。他的小说连续不断地获得各种文学奖，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近十余年间获得的奖项就有：随笔《蛇神崇拜》、长篇《夏伯阳和虚空》分别获得1995、1997年的“朝圣者奖”，短篇《改造者》、中篇《国家计划王子》、短篇《上层世界的铃鼓》分别获得1990、1991、1993年的“大环奖”，短篇《隐士和六指人》获1990年“金球奖”，中短篇集《蓝色灯笼》获1992年小布克奖，中篇《奥蒙·拉》获1993年“国际出版竞赛奖”，《过渡时期的辩证法》获2004年俄罗斯“年度最佳畅销小说奖”，等等。

　　为了使大家能对佩列文的创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笔者在这里对他的《“百事”一代》和《过渡时期的辩证法》两部小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出版于1999年的《“百事”一代》，是佩列文的代表作，它描写的是一个名叫瓦维连·塔塔尔斯基的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小说主人公和小说作者一样，也是高尔基文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在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剧变后的新现实里，在迅速商业化的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纯文学这碗饭是难以吃下去了，他便受雇于一个车臣商人，在售货亭里卖香烟(小说中，塔塔尔斯基曾叹着气对他的老板说，如今有点文化的人，“早就都去地铁站边卖香烟了”)。与文学院老同学莫尔科文的偶遇，改变了塔塔尔斯基的生活轨迹，他步入广告界，开始为国内外的诸多著名商标写作广告词。他先后在多家广告公司工作，他为之费过神的商标有“雪碧”饮料、“国会”香烟、“奔驰”轿车、“雀巢”咖啡、“碧浪”洗衣粉、“丹碧丝”卫生巾、“耐克”运动鞋、“索尼”电器等十几种，后来，他有了吸毒、嫖妓、开“奔驰”等嗜好，也目睹了多次暗杀，得到了拉美革命家格瓦拉魂灵的指点，还在幻觉中攀登巴比伦塔，见到了女神伊什塔尔，并最终成了她的“人间丈夫”，成了大权在握的广告业老板。但是，小说作者的主旨，显然不是给出一部塔塔尔斯基的“成功史”。这部小说情节松散，还插入了许多神话成分和主人公吸毒后的幻觉描述；与此同时，叙述者的客观态度或曰超然态度又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对这部小说作传统的主题归纳就显得很困难了，似乎也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任何一个作家又总是在寻求与读者的交流，总想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还是希望读者对他的作品进行一番解读的。现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意，或曰越来越随意，现代作家也越来越主观，或曰越来越个性化，因此，解读出歧义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了。不过，面对佩列文的《“百事”一代》，我们还是至少可以作如下三个层面的理解：

　　首先，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仍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剧变：车臣人进莫斯科城做起生意，各个派系的黑手党争斗不止，有人暴发，暴发了之后被杀，“每天都有人被放倒”。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今昔对比的细节很多：土耳其假冒的德国皮鞋中有一双质量很好却样式难看的苏联皮鞋；外国名车车河中的苏联破汽车像是垃圾；苏联时期的一家秘密研究所现为广告公司所占，房间里的瓷砖和壁纸“还记得苏维埃时代”；政治家频繁更替，但是都同样地没有任何责任心和使命感；国家没有生产，却有着丰富的商业活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商品一起广泛渗透进俄罗斯社会，“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虽然体现出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对社会的整体走向却也抱有某种忧虑，对于曾视“可乐”为“自由滋味”和“民主象征”的一代人来说，作者和小说主人公所流露出的这一心态是值得思索的。其次，小说展示了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异化过程。20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曾以其不屈的抗争精神和不懈的创造能力而著称，但在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到来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对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捍卫。主人公的名字“瓦维连”，是用五六十年代开始走红的苏联自由派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名字和列宁的姓氏组合而成的，这个名字本身就已预先包含着一种人格分裂，塔塔尔斯基的父辈就已经试图在心目中调和列宁的政治理想和阿克肖诺夫的自由思想了。在集权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尚有独立人格，而在商业社会中他们却失却了自我。塔塔尔斯基渴望过“双重生活”，吸毒和写广告词都让他上瘾，是一种异化，而那些“前意识形态工作者”现在却纷纷成了“黑色公关”能手，成了广告界的主力军，也许是另一种类型的异化。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未来人类社会的反乌托邦象征。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金钱就是决定人类生活的“第四维”，金钱又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样东西——电视和广告——紧紧地拴在一起。电视，导致了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心理共振”，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强制机构”，电视是假肢，是毒品，电视和广告一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同一性”，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不真实的世界。当初，人类未能建成巴比伦塔，是因为语言出了问题，而今天，人类似乎已经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便是广告和电视。那么，这意味着人类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的巴比伦塔了，还是预示着我们将再一次触怒上帝呢？就这样，佩列文从对一国现实社会的描写走向了对整个人类未来的象征性概括，从对社会现象的拼接和罗列走向了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忧虑。在这里，我们又隐约感觉到了俄罗斯文学强大的道德传统在佩列文作品中的折射和延续。

　　《过渡时期的辩证法》(2004年)的原文书名为《ДПП(NN)》，这实际上是一个缩略语，其展开形式可以译为《自无来处至无去处的过渡时期的辩证法》。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也就是俄罗斯社会急剧分化、转型的“过渡时期”。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斯捷潘的商人，他自幼就酷爱数字34，却痛恨43，他一生的公式就是:34好，43坏。他在生活和生意中都严格奉行这一公式，结果居然大获成功。他在志得意满之余不禁感慨:“时代和生活在其深处竟是如此的荒谬，经济和商业完全依赖于鬼才知道的什么东西，以至于每一个根据清醒分析而做出判断的人，都会变得就像一个打算在刮五级风时前去滑冰的傻瓜。而且，在这个不幸家伙的脚下，还没有期望中的垫脚石，他试图借以超越其他人的那些工具，都会变成秤砣，会把他拖进水底。”主人公的情人是一个研究俄国民间文学的英国姑娘，作者借助她的形象将俄罗斯和俄罗斯竭力靠拢的西方作了一个比照。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百事”一代》所写的序言中，佩列文曾将自己的小说说成“是一个俄罗斯版本的《西游记》故事”，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过渡时期“就像是一次旅行”，“一次西游”。如果说，唐僧等的西游是一次精神之旅，孙悟空在旅行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性，那么，俄罗斯的当代西游却是纯物质的，并使人“不得不努力地获得诸多猴子的特征”。这大约就是佩列文归纳出来的“过渡时期的辩证法”。两部长篇在主题上的相近，使得有评论家将《过渡时期的辩证法》称为“《‘百事’一代》之二”，或曰是其“变奏”。其实，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的关注，描述广告、金钱、媒体等对人的生活的无情入侵过程，展示当代人精神生活和物质世界的碰撞场面，这也许是佩列文大多数作品的一致主题。《过渡时期的辩证法》发表之后，俄罗斯《图书评论》的总编亚历山大·加夫里洛夫亲自操笔，为佩列文的这部获奖作品写了一篇题为《虚空的辩证法》的书评，他在文中写道，他之所以喜欢佩列文的小说，一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精心设计出一个个“别出心裁的智性陷阱”，二是因为他用漫画式的方式准确地再现了小说主人公们所处的时代。

　　从佩列文的小说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既很后现代又很“传统”的作家。总体地看，佩列文的作品依旧是对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俄罗斯现实的观照，其作品主人公多为大都市的“雅皮士”、暴富的“新俄罗斯人”、下海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喝着可乐长大的”新一代俄罗斯人等最能体现社会转型时期特征的人物。用文学反映社会，再现社会的转型，佩列文的小说因而大多是可以从传统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的。而且，在俄罗斯当代新潮作家中，佩列文的小说还是比较易读的，作家在写作中保持了相对完整、连贯的叙事，其语言虽然颇为新潮，但毕竟还是流畅、易晓的。然而，佩列文又被公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其创作的“后现代性”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内容上的大量引用。佩列文在创作中不怕重复别人，也不怕重复自己。有人说，整个后现代文学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引文”。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今的一切都是对过去的重复，因此，拷贝过去是正常的，也是无可指责的，将一切都包容进来，就是后现代作家最为典型、也最为好使的手法，佩列文似乎深得其中三昧。2)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创作者立场的超然。佩列文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既冷静又反思、既随意又深刻的主观态度，面对历史和现实，佩列文和他的主人公们似乎不再在意或热爱什么，同时也不再拒绝或仇恨什么了。3)结构上大幅度的时空跨越。佩列文的小说虽然能看得懂，但作家似乎仍时时处处在设置某些陷阱，以来回穿插的情节营造出更为开阔的时间和空间。4)语言上的游戏性。佩列文的作品语言机智、随意，并带有较强的揶揄和调侃风格，各种各样的词汇都在其作品中和平共处，由佩列文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新词，则又源源不断地步出作品，成为俄罗斯社会中新的流行语。

　　再以《“百事”一代》为例说明一下佩列文的后现代风格:《“百事”一代》之语言的一大特色，似乎就是无禁忌，有人认为，他作品中的语言是各种低俗词的“杂烩”，是俄语和英语的“拼盘”，与纯洁的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去甚远。也有人说，与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去甚远的不是佩列文，而是当今的俄罗斯口语，佩列文不过对这一新的语言现象做了“历史性的记录”。《“百事”一代》对过去文学的引用也是无所顾忌的，在作品中，除了对格瓦拉的长篇大论、对旧文稿《吉哈马特—2》的大段大段的引用之外，除了一个又一个广告词创意之外，连有些章节的题目也是“借用”的。甚至连小说的题目和封面，也都带有某种浓重的后现代味道：小说的原文标题为《Generation “П”》，是英、俄两种语言的组合，其中的俄语字母“П”是俄语“百事可乐”一词中的第一个字母，这个题目表明，小说描写的是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新一代俄罗斯人。小说原作的封面，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商标图案作底，中间是格瓦拉的头像，格瓦拉的帽子上有一个“耐克”商标，封面下方则是一个红蓝对称的中国阴阳符号，封底还有这样一句话：“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产生的所有思想，亦属作者版权所有。”

　　不难体会出，佩列文仿佛在通过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消解，在他这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模糊了，官方文学和地下文学的传统同时遭到扬弃，小说体裁的诸多内在规定性也受到了挑战。不过，在他的消解之中分明又有着淡淡的怀旧，在他的嘲讽之外又流露出了深深的担忧。一个社会和文学上的过渡时期，能给人以想象和希望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失落和彷徨的心境。佩列文在他的小说中既漫画又严肃地描绘了苏俄社会过渡时期的生活场面，反过来，他的创作又构成了过渡时期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夸张却又真实的例证。在《“百事”一代》的第一章，作者曾这样写道：“不能说他们(指不再信仰永恒的“别人”，“其中包括那些曾教导塔塔尔斯基要向永恒看齐的人”——引者按)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是完全别样的风景。”我们感到，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佩列文通过他的创作给我们展示出的，正是这样一片“完全别样的风景”。

　　佩列文的创作，折射出了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文学的诸多新变化，他的创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新俄罗斯文学之特征的体现。在今日的俄罗斯，被认真阅读着的当代作家当然远远不止佩列文一人，新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是由许许多多个佩列文组合而成的。但佩列文的创作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新俄罗斯文学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某种调和，在思想和艺术之间做出新的抉择，在历史和“后现代”之间求得某种平衡。也许正是就这一层意义而言，维克多·佩列文可以被视为苏俄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的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其他当代俄罗斯新作家，佩列文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他的多种作品如《“百事”一代》《黄色箭头》和《夏伯阳和虚空》等,都已翻译成中文，相关的评介文章也时而见诸报端。中国学者和读者对佩列文的关注，不仅因为他是俄罗斯当下最为走红的作家之一，而且还因为，佩列文的创作具有某种“东方色彩”。佩列文对东方的哲学和文化非常关注，据说曾游历西藏、香港、上海等地，有些俄国评论家认为，其创作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东方的佛学。在为《“百事”一代》中译本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中，佩列文说道：“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的是，我这本没有条理的书被译成了中文，中文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那些作品塑造了作为个性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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