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群像：文化生活的步伐和印痕

　　(1991-2006)

　　文/闻 一

　　文化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它是生活的步伐和印痕。只要生活之河流淌着，印痕总是会有的，不管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是在水草丰美的原野，抑或是沟壑与山涧，河水留下

的步伐和印痕就是文化。当这步伐和印痕积聚起来、延伸开去，扩展到更深更远的岁月之中时，就会成为思想上深邃、逻辑上博大、文字上璀璨、情景上恢弘的，可以诉诸他人和世界的、可以令人冥思苦想的文化。

　　生活中的每条河都不相同，因此那些荒芜，那些丰美，那些沟壑与山涧所塑造出的文化就会具有各自的不同特点。1991年至2006年的俄罗斯生活之河经历的是一条苦难的历程，先有荒芜之地上的艰难跋涉、乱石峥嵘之路上的崎岖，又有十字路口的蹒跚踏步，再有沟壑与山涧间的决策，最后是在接近于原野的大道上的前进，羞涩的、冲动的，时而又是激烈高亢的前进。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这些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元素、基本特色。

　　文化是属于全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没有什么“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类的区分。不同的阶层可以对文化进行不同的欣赏和享用，但是这种不同的欣赏和享用并不能构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以，俄罗斯十几年来的文化，或者准确地说是文化现象，其实质并不在于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俄罗斯文化的实质是：它在特殊的时期经历了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特殊性就在于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向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急剧转变，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现象)。先是旧国家瞬间消失，持续了数十年的苏维埃文化忽然崩塌，在一片荒芜之中只有“说唱”在显示这个国家的存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在悄然延伸。然后是大规模的、群起效应般的对苏维埃文化的背道而驰，对被苏维埃文化隔绝了的俄国

　　说唱时期的文化

　　在1991年12月以后的两三年内，俄罗斯是一片荒漠。在经济上是荒漠，这片土地上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食品，没有工业品。所有商店的货架上都空空如也，所有的人都要去排队抢购一切东西。寻找一切可能寻找到的东西，购买一切出现在商店里的物品，不管这物品是需要还是不需要。需要的自己用，不需要的，再以高价转手卖出去。书店尽管开门，但书架上苏联时期的书没有了，那些被人们所熟悉的作者的名字没有了，一个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人和他们的书一起消失的岁月来临了；音像店里只剩下了一些古典芭蕾的舞台录像带和民间歌舞唱盘仍在出售，一个没有自己的舞蹈和音乐，也没有“卡拉 OK” 的年代开始了；“鲁日基”、“迪纳摩”和“陆军俱乐部”等著名的体育场馆成了集市，甚至一些运动员也跻身其间；剧场里虽还有演出，但很不景气，唯一有生气的地方是久盛不衰的莫斯科大剧院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莫斯科大剧院以经典的芭蕾《天鹅湖》《胡桃夹子》《吉赛尔》和歌剧《黑桃皇后》《欧根·奥涅金》等维系和延续生命，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则以芭蕾集锦和说唱表演为生存的支柱。

　　总之，所有的文化人都在瞬间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收入，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而整个文化之摆也在这瞬间停了下来，停在了欲退不能欲进难为的状态之下。

　　说唱表演成了文化荒漠时期最热闹的、最吸引观众，也最卖座的艺术形式。所谓说唱，就是说、唱，或者说加唱。说，就像戏剧里的独白或是我们的单口相声。但是，更多的说，简直就是朗诵。唱，就是弹着吉他自己歌唱，这种歌唱的风格和韵调几乎和说差不多。而说加唱，一般指的是两人或者三人的组合，其中有说的，有唱的，有弹拨乐器的(主要是吉他)。这种说唱是俄罗斯的传统表演形式，但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说唱演员本身就是诗人，是散文、随笔的作者，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经验。与其他的诗人、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更多是靠口头来发表自己的作品，于是他们就成了兼有诗人、作家称号的说唱艺人。他们有着俄罗斯著名“行吟诗人”维索茨基的对政治变迁敏感的特点和阿尔巴特街上流浪歌手放荡不羁的形象。

　　荒漠就是对现实的冷淡和对生活、对世界、对未来，甚至是对自己的失望。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的莫过于安慰、鼓舞，以获得生活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而莫斯科舞台上说唱的风行一时，正是由于说唱艺人用自己的歌声和文字给予了人们所渴望的这一切。由是，在克里姆林宫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些说唱艺人和说唱组合。其中最有名的，也是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说唱艺人叶·彼得罗相和说唱三人组合——“希望组合”。

　　出生于1945年的叶甫根尼·彼得罗相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出名。当1991年那个动乱时期开始时，他频繁出现在舞台上，用他诙谐、幽默的语言让观众笑，痛快地笑，在笑声中忘掉一切。他说过：“现在，我们要找到力量，我尽力让人们笑，流着眼泪笑。”他在说唱中创造出一些和平的、宁静的、生活美好的国家和村庄，如“里蒙国”、“彼得罗相村”等等，他把这些看成是一种安慰剂。他对观众说：“你们不要到地图上去找‘彼得罗相村’，它在我的医疗地图上，在这里，在我的心里。”也就在1991年，他获得了“人民演员”的称号。除了在舞台上表演，他还主持电视节目，当时最著名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傻瓜”这个节目。他还组织了自己的剧院“彼得罗相通俗幽默剧院”。他把给自己供稿的作家、幽默戏剧家、演员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也常常以二人组合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这个时期和他合作最多的是萨宗诺娃，他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充满幽默和讽刺色彩的段子：

　　——加利娅，你过得怎样啊？

　　——比所有的人都过得好。

　　——那你为什么拉长了脸？和丈夫吵架了？

　　——我还没有丈夫呢。

　　——这可不好了。你多大岁数？

　　——23。

　　——瞧！多不幸！都快退休了，你还没有丈夫！

　　——不忙，我会有丈夫的。

　　——从哪儿搞来？在你这个年纪，好女人都有第二个丈夫了！拉倒吧，第一个丈夫还没有来找你呢……

　　1994年起，他推出了一组叫“笑话大全”的节目，2005年又上演了名为“热烈敬礼”的节目。现在和他合作的是女演员叶莲娜·斯捷潘年科。至今为止，彼得罗相仍是俄罗斯说唱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一号笑星。

　　“希望组合”，也叫“瓦辛组合”。它由亚历山大·瓦辛-马卡罗夫、伊林娜·别列茨卡娅和瓦列京·别列茨基三人组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混沌时期，他们的说唱内容都是要人们别伤悲、别放弃，一定要乐观、朝前看。他们的经典台词是：“人需要希望，人应该有希望，人一定会有希望。”他们说唱的全部内涵就是6个字：“生活、信任、希望”。1993年夏天，他们弹唱过这样的诗句：“问题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不在于被痛楚染得血红的天际。如果俄罗斯人生来就是痛楚的，那因为他生来就是诗人。做了诗人，你就不会痛楚。”在那个沉寂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时期，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两个大胡子的男人，他们说唱了起来，这是何等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有评论说：“两把吉他，三个声音。男人的声音像枫树和白蜡树的轰鸣，女人的声音如银铃。只要有人请，他们就去说唱。”俄罗斯著名文艺评论家安宁斯基赞美他们说：“腔调是俄罗斯的，土到骨子里去了。那对故乡的忧伤思念也是俄罗斯的，只有生活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人才能体验到这种忧伤。”

　　于是，“希望组合”很快广为人知。于是，“瓦辛现象”成为荒漠中的俄罗斯文化的独有现象。“瓦辛组合”是在说唱领域出现的，但是，它的普遍意义在于，它所打起的“生活、信任、希望”的旗帜，是那个文化缺失时期需要寻找的旗帜。因此，这个典型就具有了囊括一切文化领域的普遍意义。

　　这个组合一直活跃到现在。有趣的是，“瓦辛组合”的三个人都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麦力凯师范学院。亚历山大和伊林娜是学数学的，瓦列京学的是哲学。这个师范学院产生了许多说唱艺人，因为它的“校园文化”很发达。“瓦辛组合”的领军人物是瓦辛，它早在1972年就产生了，到我们所说的荒漠时期时，它已经说唱了20年。如今，成员的生活已发生了很多变迁，瓦辛成了诗人和专业的说唱艺人，而伊林娜和瓦列京结成了夫妻，从事着教学工作。现在，瓦辛和别列茨基夫妇还经常在一起说唱。2002年是“瓦辛组合”从事演艺事业30周年，他们在莫斯科的文学家之家大厅里又一次说唱。也就在这一年，瓦辛出版了诗集《野蜜》，并编选出版了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抒情作品选》，为此赢得了俄罗斯“2004年金笔奖”和“布洛克奖”等奖项。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录有250首说唱作品的光碟。2005年11月12日是瓦辛60岁生日，莫斯科和俄罗斯的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和说唱家齐聚一堂，别列茨基夫妇也特地赶来，“希望组合”又给人们献上了一曲希望之歌。

　　忘却时期的文化

　　在经过了荒漠之后，人们逐渐认识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的无情和岁月的难再回头。于是，人们开始忘却，忘却掉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忘却掉沉淀出这种文化的社会和生活。尽管这种忘却是痛苦的、艰难的，但人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忘却。

　　忘却的主要标志有几点。一，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苏维埃文化的背离和谴责。随着苏联时期档案的大量散失和公布，人们对这个制度的谴责和抨击越来越猛烈。二，对曾被苏维埃文化否定的一切重新加以肯定和颂扬，在所有的再肯定和颂扬中，沙皇及其家族的命运成了文化上一个不衰的命题。三，随着东正教的大规模复兴，被禁锢多年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的传播变得异常迅速。四，所谓西方文化瞬间涌进文化的各个领域，“百事可乐”、摇滚、“朋克”等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尽管忘却进程有着强烈的政治内涵，但它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它表明苏维埃文化正在全面瓦解，一种新的、尚朦胧得无法辨清其面目的文化正在悄然出现。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又催化了这一进程，使其更迅猛地发展。在所有事件中，1994年12月开始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最有力，它促使人们更快地忘却过去以及过去的文化。

　　政论家改行撰写小说体的历史作品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对文化的其他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这样的政论-史学家很多。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参与到这一现象中来，谁都是历史的评论员和裁判者，谁都可以在谴责和抨击中改写历史，重塑文化。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算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这位军人曾在总政治部等部门工作过，是哲学家、史学家和政论家。他1928年出生，到1991年时，他已经63岁。他是在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遭镇压，母亲因此被流放并死于流放之地，所以他对30年代的“大清洗”和社会的真实情况有亲身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由于他在军队中的工作，他是第一个能进入斯大林档案馆看材料的人。正因为如此，当他以斯大林档案馆的档案为依据，在1992年出版了二卷本的《托洛茨基传》、1994年出版了二卷本的《斯大林：胜利和悲剧》之后，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畅销书作者，在荒漠的俄罗斯几乎无人不知。他的书一出来就被抢购一空，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政论作品，甚至说唱和流行歌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批依据档案的、半依据档案的甚或是杜撰的争论作品在他的作品的影响下纷纷问世。

　　说唱艺术也参与了这一进程。艺人、说唱家们在舞台上绘声绘色评说最多的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老迈昏庸、喜爱桂冠和荣誉、几近不学无术的形象，戈尔巴乔夫的言语拖沓、迟疑不决和自高自大，都成了说唱家们口中的经典，也成了他们赢得听众和观众最叫彩的段子。

　　在忘却中，一对“老歌手”成了舞台上的常青树。他们就是通俗歌手阿拉·布加乔娃和菲力普·基尔科罗夫。在1991年，布加乔娃已经是知名的通俗歌星了。她的歌声纯净、优美，像她的人一样充满活力。她唱的是普通人的想法、思绪、焦虑和渴望。她对现实生活的直述，对未来所表达的热切愿望都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她的一曲《所有的人都是国王》使听众感到了自己的存在、看到了希望。在这个忘却的岁月里，布加乔娃的歌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布加乔娃已是红星的时候，基尔科罗夫刚刚小有名气，但是他的略带沙哑的声音让人感到亲切，他歌声里对爱情、友谊、生活的赞美能使人受到鼓舞。从1991年起，俄罗斯的报刊上已经把他称为“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1993年，他的一曲《雪中玫瑰》，令无数人倾倒，令无数人在伤痛和失望中重新站起。基尔科罗夫自己说：“就是把这首歌再唱10年，它也是我的最新鲜的、最好听的歌！”

　　基尔科罗夫曾在布加乔娃的“歌声剧院”唱过几个月的歌，后来就为自己的发展去独闯天下了。但是，命运注定了他和布加乔娃要在未来的岁月里结成夫妇并继而分道扬镳。不过，这时，他们的歌声如同荒漠里的甘泉，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寄托。

　　布加乔娃现在依然是俄罗斯的当红歌星，这也是俄罗斯当今文化现象的一个独特之处——像布加乔娃这样的通俗歌手(还有彼得罗相那样的说唱演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布加乔娃并不是一个只是因为嗓子好，在机遇眷顾下偶然成为红歌星的人。她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她把每一次歌唱都看成是一场戏剧演出。她自己说过：“从走上舞台的最初几步起，我就努力用歌声和表演来传达自己的处世态度。我所歌唱的一切都是我的思想、我对生活态度的真实表露。对我来说，舞台形象就应是一尊雕像，一块剔除了多余部分的大理石块。”

　　在这个忘却的岁月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日益增多的普通观众对一个电视节目的关注和痴迷。这个节目叫作“奇迹园”。节目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俄罗斯传统的猜字拼组游戏。每次猜一组词，但是有刺激，刺激就是胜利者将获得价值愈来愈高的奖品。这在那个习惯了平均主义的人群里几乎是投下了一块巨石，人们的好奇和追逐是难以想象的。这个特殊文化现象影响的迅速扩大，还因为“奇迹园”有一个很有人缘的主持人——列昂尼德·雅库鲍维奇。他的主持风格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充满了趣味和神秘感。他狂热的叫喊、不加掩饰的手舞足蹈令全场观众随他而动。他自己说自己：“我是共和国级的疯子！”当年，连我这个外国人也迷上了“奇迹园”，每周必看。因为这个节目在每周的星期五晚上播出，雅库鲍维奇因而得名“星期五爷爷”。

　　雅库鲍维奇是小说家、剧作家，在主持“奇迹园”之前已写过300多篇小说和剧本。他深厚的文化修养是使他能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主持人，并使“奇迹园”得以传播和生命力得以持久的根基。

　　游戏时期的文化

　　1994年之后，俄罗斯的新兴财阀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个被称为“新俄罗斯人”的新兴阶级出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形成了自己的财团，并开始向文化进军。进军的方向主要有二，一是传媒，二是荧屏和舞台。这时期，新的、“独立”的报纸和电视频道相继出现，艺术团体和演员个人开始纷纷接受财团的资助，一种财阀为了自己的目的控制传媒和艺术领域的趋势在逐步加强。于是，开始了一个“游戏时期”。

　　“游戏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三：一，纯娱乐的和以种种手段搞娱乐的东西逐渐增多；二，令人感官和思维受到强烈刺激的东西在增多；三，逃避现实的、令人想入非非的东西增多了。也许，每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样式都不是十分明确地故意产生的，但总的趋势给人的印象是：在游戏中让人们不对现实进行深究。这是一个“财产私有化”迅速发展的时期，“私有化证券”带给人们的烦恼、忧愁和担心在强化。这个时期进行游戏是最恰当其时的，忘却之后，当人们在感到空虚、无所寄托时，游戏是最有效的安抚剂和兴奋剂。

　　在“游戏文化”统治时期，文学创作和有关书籍的出版是有着决定意义的。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具有强烈刺激效果(打斗、惊险、惊悚、战斗)的图书，是游戏文化的三根支柱，也是这些年中的畅销书。这些书籍的出版和销售量是很大的，荧屏上也充满了这样的节目。在侦探小说方面，最有名的是根纳季·加楚拉，他相继出版了《玻璃迷宫中的死亡》《海神的复仇》《西班牙大帆船上的黄金》等作品。其他有维拉·沃龙佐娃的《“星球小姐”的眼泪》等。

　　科学幻想小说则首推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夫和基尔·布雷切夫。米哈依洛夫有《土卫八上的小溪》，布雷切夫有《需要有自由的星球》。其他有尤里·尼基金的《来自森林的三个人》。

　　在畅销书方面，有政论类畅销书和情节性畅销书。情节性畅销书的内容多以揭露克里姆林宫和一些政治名人的隐私为主。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子女们、家属们的书最具典型性。政论性畅销书中，有关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的书最受欢迎，其中尤里·尼基金的关于自己亲身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回忆录性质的《俄罗斯人在前进》是数得上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类书籍的作者大多是苏联时期的作家。加楚拉是苏联时期就已成名的作家，他一直为青少年写作，曾担任过作协儿童和青少年分会的委员。新时期里，他写下的这些侦探小说所具有的游戏性质对青少年影响很大。2001年，他创作了一部新的科幻小说《克里姆林宫幽灵的秘密》。

　　尼基金早在苏联时期就因《改变世界的人》而闻名，后来因在《金剑》中表露出的离经叛道的思想而遭排挤。在这个“游戏时期”，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出版社来出版自己的政论性通俗书籍。

　　而布雷切夫则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他原本是位学习语言和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真名叫叶戈尔·莫扎依科。由于在许多遥远的地方工作过，他渐渐地爱上了文学中的科幻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还参加过不少科幻影片的制作工作，其中有《未来来客》、动画片《第三星球的秘密》等。曾因影片《穿过荆芥丛去外星球》而获国家奖。布雷切夫于2003年9月69岁时去世。

　　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车臣战争，也对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反映车臣问题的政论文章、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相继出现。

　　但是，在“游戏时期”也曾出现过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被强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下令改写俄罗斯的国歌上。1993年2月5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做出第114号决议，成立“创作俄罗斯联邦国歌委员会”。曾经在1942年和自己的老朋友加勃一起撰写了苏联国歌歌词的著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担当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之一，并负责重写俄罗斯联邦国歌的歌词。就像他当年创作苏联国歌歌词那样，这次创作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1年新国歌的歌词才被确定下来，在普京执政后才传播了出去。米哈尔科夫是俄罗斯艺术之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他的各种艺术奖金评审委员会主席的元老身价使他对当代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业秀时期”的文化

　　在游戏文化的末期，几乎与游戏文化并行的是“商业秀”文化时期的开始。

　　到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俄罗斯的新型财阀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众多的传媒。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公司、传媒机构，不仅对各种文化样式和机构，而且对各种文化人施加系统的压力和影响；不仅是在不断施加影响，而且是在使各种文化样式和机构、各种文化人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一种新的控制和垄断的机制在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文化样式和文化机构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有利于财阀的“独立性”，并进而对国家的声音、执政者的声音进行干扰、阻隔，甚至反宣传。

　　1999年进行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引发了“独立”传媒和政府传媒的严重冲突，导致了一些财阀(如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和普京本人的实质性对抗。这场对抗以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逃亡国外而告一段落。但是，俄罗斯文化上的“独立”潮流并没有终结，已经形成的财阀控制传媒和其他文化样式与机构的发展进程非但没有停止下来，反而向“商业秀”的方向加深加快发展。

　　“商业秀”文化的出现有四个标志：一，苏联时期的文化运作机制不再起作用，传统的政府“订货”机制完全被大公司的利润原则所代替；二，以投资人、经纪人和制作人方为主体的中心实际上成为文化中决定一切的因素；三，“造星”和炒作成为文化中覆盖一切的特征现象；四，造星工厂既造星，更要制造星的吹捧者——“粉丝”。没有众多的“粉丝”，新星是出不来的。因此，对“星工厂”来说，造星和造“粉丝”同样重要，甚至造“粉丝”是造星的先决条件。

　　利润原则使一切文化过程和文化现象成为一种喧闹。在这种喧闹中，文化人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去，有的甚至成了大的政治活动家和企业家；一部分人，即在前几个时期仍活跃于文化的各个领域中的作家、歌唱家、艺术家逐渐沉默了下来，他们洁身自好，不肯去参与这种喧闹；还有一部分人在顺乎商业潮流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状态，地位也逐渐巩固起来，成为自己行业中的“大腕”。如彼得罗相、布加乔娃、雅库鲍维奇等人。在2006年俄罗斯大报《共青团真理报》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在“对人民的政治、文化、精神生活起到最大作用”的5个人中，布加乔娃位列第三，仅次于普京总统和被普京总统制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

　　经纪人制度使文化发展进程依附于投资和投资人。因此，文化规模的大小，文化传播的速度，文化质量的鉴定，文化评判的标准，都是由资本、资金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人什么都可以不顾，但不能得罪投资人。在俄罗斯的特定情况下，经纪人制度一方面使因缺少资金而变得死气沉沉的文化充满了生机，另一方面又使充满了生机的文化变得更杂乱和危机四伏。

　　“造星”和炒作使大批年轻人涌进了文化领域，尤其是演艺领域。快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使整个俄罗斯文化在极短的时期内充满了可口可乐、比萨、摇滚、踢踏的气味、韵律和活力。

　　在“商业秀”的天空下，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新星”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通俗歌曲方面，简直就是繁花似锦。伊林娜·杜勃佐娃、伊 利亚·杜罗娃、叶夫根尼亚·里亚勃采娃、索格迪阿娜、维克托利亚·戴涅科、依林娜·阿特曼和莲娜·彼罗娃都是“商业秀”时代的红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在二十五六岁的年龄阶段，年轻、漂亮，尤其是那些女星。这些人和一些别的国家的新星不同，他们都经过正规的艺术或音乐学校的学习，有很好的艺术修养，都是从最低层“竞争上岗”的，所以一经炒作，就能很快以自己的实力成为投资人所需要的新星。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造星工厂”，如电视台的“星工厂6”、“人民演员”、“通俗歌星”等栏目的包装而闪出异常的光辉的。对这些歌星来说，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生活的新阶段里能遇到更大的经理人。里亚勃采娃就是这样一个新星，2004年，她通过竞争取得了担任“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主角的机会，2006年她被“人民演员”选为“人民演员”。她说：“我现在的希望就是能有大的经理人发现我！”

　　而在“组合”方面，被当今年轻的俄罗斯人看成是“最受欢迎的组合”的是“靓妞”。它由4个漂亮的姑娘组成，她们唱的是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她们经常唱一首叫《哦 哦》的歌：“你在琢磨，你又把月亮宝石和彩色的梦送给我。可你却远去，你不明白我的心呀，如果没有你，我连梦也不需要。哦，哦，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只想，只想，站在我身旁的就是就是你！”当这些女孩子们美丽的眼睛左右顾盼时，观众为之深深地痴迷了。评论家们说，“她们的成功在于她们的歌唱表演具有燃烧般的东方活力，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性感和令人激动的真诚。”

　　十几年来，文学创作的进展是迟缓的，几乎没有出现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人们常说的“严肃文学”、“使命文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远远不如说唱艺术和通俗歌曲。根本原因，一是社会环境不能产生创作史诗般作品的动力；二是作家的“断层”，老一代的作家失去了敏锐和责任感，再加上年纪和精力的关系，他们已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三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出于社会和生活的需求，也因为阅世的不深，他们不可能对纷繁复杂的变化时代喊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如此，文学还是在艰难地行进着。

　　现在，俄罗斯的文学期刊是很多的。它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新基础和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发展。文学期刊有“机关”报刊和独立文学出版物之分。在“机关”报刊方面有俄罗斯作协莫斯科组织的《文学莫斯科》，它由当今走红的作家尤里·科诺普梁尼科夫主编；俄罗斯作协莫斯科分会的《莫斯科文学家》，由伊万·戈罗勃尼契伊主编；莫斯科作协的报纸《文学信息》，由瓦连京·奥斯科茨基主编；《莫斯科作家》报，由尼古拉·多罗申科主编；莫斯科作协的文学杂志《“A”环》，由塔季亚娜·库佐夫莲娜主编；俄罗斯作协的全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俄罗斯时间》，由叶戈尔·雅农主编；俄罗斯作协莫斯科组织的《诗歌》，由列夫·喀秋科夫主编等等。独立文学出版物有尤里·波利亚科夫主编的《文学报》；由弗拉季米尔·叶列缅科主编的《文学俄罗斯》；阿列克谢·阿列辛主编的诗刊《阿里翁》等等。此外，还有网站，其中著名的有“俄罗斯作家网”，其创始人和总监就是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根纳季·加楚拉。

　　“商业秀”像一只神奇的巨手，拉开了一张崭新的大幕，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在飞速旋转。在这个舞台上，除了传媒，除了当红的明星，还有那些曾令这个国家和民族为之骄傲的体育运动员。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徘徊之后，又重新站到了国家的和世界的最亮丽的灯光之下。以霍尔金娜为代表的体操界，以莎拉波娃为代表的网球界，以“迪纳摩”等俱乐部为代表的足球界都涌现出了俄罗斯人特有的集才华、技能于一身的明星运动员。2005年，莫斯科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支持下为争夺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的行动成了一场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壮举，它鼓舞起了俄罗斯人已经淡薄下去的爱国热忱。这次竞办，对俄罗斯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不管是谁，演员、传媒、运动员、普通文化人，还是“星”，都不得不在“商业秀”的机制下活动。那种纯粹的、完全独立的“精英文化”也脱离不了“秀”的影响甚至操纵，而“大众文化”也绝不可能是纯通俗的、纯民间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身后的资本的影子是甩脱不开的。俄罗斯文化将在“商业秀”下继续自己的发展进程，这个过程中必将有鲜花、甘露，也必将有酸雨、苦涩。过去3-5美元就能买到一张布加乔娃音乐会的门票，而现在她举办一场音乐会的平均价格在70000美元。基里科罗夫当年还是一个谦逊的小伙子，现在他已经是动不动就大发脾气的“大腕”了。至于那些被新造出的星，他们的架势就更大了。他们身价百万，前有引导车，身旁有彪形大汉保卫，到哪里演出，都得有总统、帝王般的待遇，还有无数的“粉丝”为他们呼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商业秀”、“商业秀”时期嘛。否则，那些支撑这些“秀”和“星”的经纪人、制片人制度垮台了，他们找谁讨饭吃去！

　　当然，也正是这“商业秀”时期，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车臣问题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艺术电影和文献纪录片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先后出现了表现战争的残酷和俄罗斯士兵艰苦战斗的各种题材的影片：《士兵之歌》《战争》《信号所》《炼狱》《男人的活》《特种部队》……而《炼狱》的导演亚历山大·涅佐罗夫则是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

　　文化，生活的步伐和脚印。俄罗斯这十几年来的文化，就是俄罗斯现实社会的步伐和印痕。它与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密切相关。上面我所写的只是我个人这些年来目睹的、感受的、经历的一些过程和想法。它不是总结，也不是细节，只是印象。只是印象。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