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相敬的朋友(组图)

相知相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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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相敬的朋友

相知相敬的朋友

　　文/陈祖涛

　　我和江泽民同志的友谊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初创时期。

　　我是干部子弟，早在1939年我11岁时，国共合作，我从延安坐蒋介石派给周总理去苏联治病的飞机到苏联。1951年3月，我从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提前毕业回国。周总理问

我想干什么？我说，我学的是机械，在苏联汽车厂实习过。总理一听非常高兴，就叫我赶快回苏联，代表一汽同苏联打交道，实习。我是最早赴苏的一汽代表，所以，人们称我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在苏联，我参加了一汽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参与了苏联向一汽派遣专家和一汽向苏联选派实习生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参与了苏联向我提供设备，安排一汽赴苏实习生等一系列工作。同时，由于我俄语好，当时我还担任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翻译，同苏方有关的秘密会谈和重大宴会都由我做翻译。张闻天大使本想要我留在使馆工作，但我一心想回国参加建设。当饶斌厂长实习期满后，由饶斌厂长出面同张闻天大使协商，张闻天大使才同意放我回国。这样，在1955年3月，我和实习期满的饶斌厂长同机回到一汽。

　　到一汽后，我的第一个职务是生产准备处副处长。1956年春天，为解决即将开工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钢材问题，我陪同饶斌厂长到欧洲。4月，我们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北京餐厅请正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同志们吃了一顿饺子。江泽民同志当时正在那里实习，大概也参加了，但我印象不深了。

　　我同江泽民同志真正熟悉起来是他实习结束回一汽后，他担任动力处副处长，我担任工艺处副处长。当时汽车厂干部的级别都很高，处长一级都是些老干部，资格老，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战争洗礼，而且都是工农干部。只有我们两人是“老九”，自然共同语言就多一些，经常开会碰到一起，就坐在一起唠，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谈。我们两家住得又近，两人背着孩子在宿舍区的卫生所看病打针也常常遇上，唠上一阵子，很自然地成了朋友。

　　记不得是1998年还是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讲年轻化时曾说：当年建一汽，在处长级的干部中知识分子年轻的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更年轻的。他讲的那个更年轻的，肯定指的是我，我比他小两岁。

　　江泽民同志对于在一汽工作的那段日子，是非常怀念的。他曾经说过：“我年轻时最好的时光是在一汽度过的。”也曾在许多场合说：“我也是一汽人。”

　　1962年后他调离一汽，我们接触不多了，但是彼此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接触又多起来，是他1985年担任上海市市长，我来北京担任中汽公司总经理以后。

　　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我到上海出差，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聊天中我问他：“你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做什么？”他说：“我每天一起床，就提着篮子到市场买菜。”“买菜还要你？”我很惊奇。“我得关心老百姓有菜吃，民以食为天呀。”我听了心里非常感动，也很震惊。江泽民同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从菜篮子开始，亲自提篮子调查市场，实实在在。这样的市长，这样的工作作风，怎能不受到市民的爱戴，怎能做不好工作。我不知道后来推广到全国的“菜篮子工程”是不是从这里开始，但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地方的市长提菜篮子买菜的报道。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的4年多时间，对上海整个的建设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我没有发言权，但因为当时我担任中汽公司总经理，经常往上海跑，对他为上海汽车工业发展所做的贡献，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江泽民同志全力支持上海同德国大众公司合作生产

　　1987年暑夏，曾领导创建了一汽、二汽，先后任一汽、二汽厂长，一机部部长的饶斌在上海调研桑塔纳国产化时突然病倒。我坐飞机从北京赶赴上海，见江泽民同志已安排他住进上海最好的

　　是的，我是可以作证，江泽民同志为挽救饶斌的生命，在如火的上海滩的盛夏，东奔西忙，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江泽民同志所表现的热诚，是感人至深的。

　　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调入北京，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身居高位后，仍像过去一样重友情，一样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同我们交往，我们也像过去一样同他无话不讲。

　　他担任总书记不久，找我到中南海聊天，因为他的家属还没来，就请我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饭。

　　有一次在中南海聊天时，江泽民同志问我：“祖涛，你在苏联经历的卫国战争饿肚子和我们困难时期比，哪一个要好一些？”

　　我说：“苏联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是5年，加上1946年、1947年全苏大饥荒，饿肚子一共7年。开始我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没有粮食，我们自己种土豆，郊外也有大片土豆地，我们就吃土豆，常在野外生火烤土豆，也想法弄个铁皮桶煮土豆，吃得肚子胀得鼓鼓的。后来上了大学，个子长高了，我们同学们就到莫斯科河的码头上，给运到莫斯科来的装土豆的船卸土豆，干上半天，他们就给我们能背得动的半袋子土豆。回去后，我们就扔到床下面，慢慢烤着吃，上面放上盐，挺好吃。土豆被俄罗斯人称为第二面包……”

　　江泽民同志认真地听着，思考着。看似随便聊天，但他是很用心的，他的头脑一定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后来，我看到他随便写在纸上的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是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我国的经济问题的。

　　江泽民同志总是借助与同志和老朋友的谈心聊天，来了解各方面的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江泽民同志心胸宽阔，重友情。他不仅在国内有许多的普通人知心朋友，也有国外的普通人朋友。江泽民同志在一汽工作时，就与当时在一汽的苏联动力专家基列夫结下很深的友情。基列夫专家回国后，同他仍常有书信往来，叙说思念之情、祝福之意。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不久，1990年，便通过中汽公司邀请基列夫来华。江泽民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基列夫后，交由我们夫妇和原基列夫的翻译刘人伟夫妇陪同，游览了深圳、广州、上海。在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 基，受江泽民同志的委托，送给基列夫一套音响。当时，正是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老百姓生活普遍困难，这种高级电器，价格更显昂贵。基列夫的生活同样也非常清贫，但对这样贵重的礼物却执意不收。在邀请他来华访问时，江泽民同志考虑他年事已高，本是邀请他夫人和女儿陪同来华，但是基列夫认为夫人和女儿没有对中国人民做过贡献，不应享此殊荣，没有带夫人和女儿，只身一人来到中国。面对这套组合音响，我们陪同人员见他执意不收，就到苏联大使馆为他办理了过关手续，几乎是强行请他收下。1998年我去俄罗斯出差，到基列夫家中探望，在他清贫、狭小的住房里不见江泽民同志赠送的音响，一问才知道，他以江泽民同志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将音响送给了李哈乔夫厂的少年宫。江泽民同志看重的这位普通俄国朋友，就是这样一位品格高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江泽民同志还是一位学习语言的天才。在国宾馆宴请基列夫之后，江泽民同志非常兴奋，几乎是用俄语进行了专场俄罗斯歌曲“演唱会”。他演唱俄罗斯四五十年代的歌曲，每一首都是歌词清晰，曲调准确，一首又一首，一直唱了两个多小时。唱得不仅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就连我这个从小在俄罗斯长大的人也惊奇万分。我惊奇江泽民同志怎么会唱那么多苏联歌曲，记得那么全，唱得那么准，许多歌连我都不会唱或唱不完整。

　　江泽民同志念大学学的是英语，20世纪50年代到苏联实习前学了不到一年俄语，在苏联实习一年。由于他的聪明，更由于他的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他实习回国后，即可不用翻译同苏联专家交谈。70年代，他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在进行援助罗马尼亚的项目中，他又学会了罗马尼亚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再见到基列夫时，不用翻译，他仍可以用俄语同基列夫交谈，使得当年基列夫的翻译刘人伟非常惊讶，刘人伟说：“这么多年过去，江泽民同志的俄语讲得比我好！”

　　他作为国家元首访问俄罗斯时，在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演讲，不用稿讲俄语；在莫斯科大剧院看演出，他可以即兴用俄语背诵普希金《致凯恩》和西蒙诺夫《日日夜夜》中的开头诗句。但他不满足这一切，回国后，就叫我查普希金《致凯恩》一诗的原著全文、写作背景及凯恩与普希金的关系等。

　　江泽民同志是政治家，伟人。他的雄才大略、大智大勇不用我来评说，但是作为朋友，他性格中的热诚、多才多艺、斑斓多姿的确是非常迷人的。同他在一起交谈，总能使人感到愉悦，激起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奋发向上的激情。我这个人搞了一辈子汽车，与江泽民同志相识也是缘于汽车。我60岁从中汽公司总经理的位置退下来后，国务院领导安排我到国家科委做专职委员，但我的心一直关注着汽车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在研究了汽车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经过反复思考，在2000年4月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对发展汽车工业的意见。

　　我在报告中说：“中美入世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入世在即，汽车工业将逐步面临国外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直接竞争，汽车界的每个人都不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将如何应对？如何在今后的五六年时间里给我国汽车工业一个最后的机会，培养其竞争能力，使其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力军。”

　　我对中国汽车工业如何发展提出3点建议：一是改革投资体制，允许外资加大对国内汽车工业的投资，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汽车工业；二是鼓励汽车消费，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让轿车进入家庭；三是改革汽车行业管理机制，由行业管理转向行业自律。

　　我在报告的最后说：“5年时间转眼即逝，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后机遇，不能再错过了。我建议国家的相关政策应在入世前公布，最迟不能晚于入世。”

　　报告呈上仅半个月后，我见到江泽民同志，急切地问及报告之事，江泽民同志说：“我写了批示，相信汽车工业会有高速发展。”我听了顿时心里一震，震开两扇心扉，震掉满心忧虑。感到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更感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有希望了。我急忙找到批示，只见在报告首页上，江泽民同志用遒劲的大字写道：“这是大的产业政策问题，这两年我看了汽车厂，一方面感到变化很大，一方面也听到人们对参加WTO的忧虑。我们经常说中央领导要研究大问题，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请研酌。”报告上还有其他中央领导赞成调研、提出对策的批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批示，距今已有近6年时间。6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003年，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现象。1997年我国汽车产量在世界排名第十二，2003年就排名第四，只有美国、日本、德国在我们前面。2004年，中国汽车市场出现回落，有人称之为一股“寒流”。“井喷”也好，“寒流”也好，我认为都是汽车工业在调整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潮流将锐不可当。我预计，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到2010年，我国汽车产量即可达到800万～1000万辆，2020年可达到1500万辆。

　　江泽民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他的一个普通的朋友，无须由我来评价他对我们国家和对整个世界和平进程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毕生献身汽车工业的人，我亲眼看到了、亲身感受到了他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所做的了不得的贡献。这些贡献正在和将会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江泽民同志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史册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陈祖涛 曾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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