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新民周刊》报道说，在皖北（应为皖西南）安庆市枞阳县，出现了几个知名的“小偷专业村”。每年元宵之后，都有不少人包车前往江浙一带“摸分”，到写字楼或居民区进行盗窃作案，“征战”一圈后收获丰盈地“荣归故里”。有当地警察估计，“摸分”大军可能高达两三千人。在该县横埠镇的一些村庄，有女孩在找对象的时候，都要问男方家里有几个“摸分”的，如果男方回答说有好几个，女方就会“很中意”。
看来，在枞阳县的“小偷专业村”，已经流行“笑贫不笑偷”。地处偏僻的枞阳县，是否一向就“盛产”小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横埠镇的盗窃问题源自1998年，至今不过才有七八年的历史。而事实上，枞阳本是一片翰墨飘香的土地，是出产“桐城派”文人的地方。去年夏天，在桂林勇斗劫匪身亡的英雄鲍光蛇，就是一位枞阳籍的打工者，可见枞阳人并非都没有骨气。
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让枞阳的“小偷专业户”不断增多，并发展到今天的庞大规模呢？在笔者看来，首要原因当是对财富的高度渴求。枞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1998年长江洪灾之后，一些枞阳人去江浙一带推销茶叶，尝到了在办公室顺手牵羊的“甜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放弃了勤劳致富的念头，一心一意干起了“摸分”的行当。如果没有对财富的强烈向往和追逐，他们不会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加入“摸分”一族者越来越多，村民的攀比心态也在作祟。到江浙一带“摸分”回来的，“经常抽红中华、玩高档手机”，百元大钞“一叠叠地显摆”，盖房 “每栋起码花费18万元”，不少人还买了“工作用车”。而当地正常外出打工的人，一年挣2万元就已“捅破天”。前者的豪华生活对他们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强大的诱惑力，正如一位女青年所说，“摸分”一次就能有几万元收入，其他人“心里当然不平衡”。
以上所说，主要都是个人方面的原因。而事实上，笑贫不笑娼，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不仅仅是枞阳县“小偷村”的问题。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贩毒村”、“卖淫村”等。这些“另类经济特色专业村”的共同特点，是村民的道德感已经集体异化。枞阳县“小偷村”到外地“摸分”者，大多不会把第三只手伸向乡邻，大家认为偷的只是“有钱人、城里人”，这也反映出了在城乡分立体制下，不同居民间存在的某种对立。
另外，大批枞阳农民结伙参与盗窃作案，成为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除了与社会结构及群体心态有关外，乡村教育与社会管理的薄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据某“小偷村”的党支部书记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田，没证据无法“教育他们不要做坏事”，管多了可能还会得罪人。县城街头遍布洗头房和赌博机，公安对民风的整顿基本是“一阵风”，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涉身“摸分”族。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如何“指望道德附着健康成长” （复旦大学于海教授语）？
(作者：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