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新快报》2月20日消息，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相比其他社会热点，2006年广东专家学者群体更关注社会问题背后的道德问题。在调查所涉及的45个问题中，“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以62％的关注率，超过了紧随其后的“反腐败”和“医疗改革”等高居榜首。对调查结果，调查者坦言“有些意外”。
由于不清楚调查对象专业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也不了解所谓被选项“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是否在调查中被严密地界定，笔者只好按字面的理解，把“广东省专家学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公民道德素质建设”这个结论，简单理解为“广东的知识分子更关心人的道德”。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笔者不仅感到意外、不解，还非常担忧———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掌握着话语权并实际为老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关注吗？
难道我们的知识精英真的如此“独具慧眼”，拥有非凡的洞察力，把一切社会热点问题，社会上的各种尖锐矛盾，一眼看穿———基本属于公民道德素质建设问题？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才是当务之急？而“反腐败”、“医疗改革”，甚至“社会治安”等与国家进步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由此而来？这种观点、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所谓“试图从历史领域逃到道德领域”的那些思想，何其相似！
19世纪，在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原始积累的欧洲，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凸显，有些更以非常极端的反人性形式表现出来，道德沦丧似乎成了一切问题的核心或实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当时的道德状况进行猛烈地批判，把很多问题归结为道德伦理问题，把道德改良当作救命稻草，当作包医社会百病的良药。马克思指出，这种思潮只关注了社会问题的表面，是就道德问题谈道德问题，没有看到更为根本的“历史原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作为意识形态，道德理论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去从生产力和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着手，是无法根本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
这些观点，对现实的中国仍有指导意义。我国传统中有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认识，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知识分子不能不负责任地重复着“从历史领域逃到道德领域”的错误，并以道德批判者和道德建构者，甚至道德权威自居，只抓住问题的道德表象，而不去关注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生产关系的改革因素。若如此，知识分子的智慧，并不比老百姓更直白地关注物质利益的增进更为高明。
无论是“腐败”、“治安”还是“医疗和教育的公平”等问题，表面上看，都表现为道德建设的不足，仔细分析，却都是在本质上从属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诚如小平同志所言，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这些矛盾的根本解决办法！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当然很重要，也必须明确，道德建设有它的独特性，认为经济发展，政治清明，道德问题就可以“自发地”全部解决，那就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是，它无论如何也只是“改革与发展”的火车头后挂着的车厢中的一节，它的推动力，在于前者。
企望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或认为公民道德才是改革与发展中最急迫的问题，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也与知识分子有责任关心百姓疾苦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