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北大的巩献田老教授，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向不可能挑战，抛出了“法制史上最牛的一封信”，结果是使酝酿了十几年的物权法搁浅。可以想见这惹恼了多少人。日前，在人民大学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几乎国内所有顶尖的民法学学者”全数出席，主题虽然名曰“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2月28日《中国青年报》)，但全部炮火其实都指
向同一个目标：巩献田的公开信。
说实话，对巩献田的公开信，我也有几分不以为然。因为一上来从“姓社姓资”的角度立论，容易升高对立情绪，也不容易把问题说清楚。但对他在信中主张暂缓通过物权法，我却是同意的。原因就在于，物权法草案中的某些条款，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嫌，如果通过，势必会让近年来非法侵吞巨量国有资产的行为合法化，成全了那些腐败分子。
这些条款就是草案中第111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什么是“善意取得”呢？就是指原物由占有人转让善意第三人(即不知占有人为非法转让而取得原物的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即可取得原物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
这样说比较拗口，举个例子吧：假如你把自行车借给张三，但张三却把这辆车卖给了不知情的李四，对李四来说，这就叫“善意取得”。虽然你事后怒火万丈，却不能找李四算账，只能找张三。如果你确实非常偏爱这辆自行车，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李四同意的情况下，按照李四开出的价钱把它买回来。
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在一个法制非常健全、产权历来都很清晰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有助于保护正常交易，因为谁也没有可能在买一件东西之前，将其来龙去脉都调查清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不是这样的。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现象就是在“改制”的口号下，国有资产大规模地流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国有资产属于包括你、我和农民在内的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官员和国企领导只是“占有人”，但他们却通过MBO及其他方式，将其大量鲸吞。虽然他们用了很多非法的手段，但表面上看起来，却都是合法的。如果物权法顺利通过，他们就都成了“善意第三人”，我们这些草根民众将再也不可能通过法律来争回自己的权益。
按照“草案”第111条的规定，符合这样几种情形的，受让人(即善意第三人)就可取得所有权：(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四)转让合同有效。了解一点国企“改制”内幕的人都明白，他们要在这几点上做到无懈可击，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明明是“恶意取得”，根据这一条款，却会被界定为“善意取得”，这在本质上和张维迎教授的“赦免原罪”没什么两样，但却比“赦免原罪”更隐蔽、更有效、更理直气壮。好狡猾的手段啊！
我想，在人民大学参加研讨会的“顶尖民法学者”，是不可能不知道“第111条”的意义和后果的，但他们却很奇怪地对此避而不谈，而是抓住巩献田公开信中一些不太恰当的意识形态话语狂轰滥炸，这说明他们是深谙避实击虚的战术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已经在发言中指责巩献田“其实主要并不是对物权法有意见，主要是对改革开放有意见”，但我还是不愿将自己降到和他们同样的水平做诛心之论。也许他们太想要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了——这也是我的希望——但他们难道不知道，正义的目的是不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达到的吗？(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