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没有“共生”何来“共识”

　　作者：童大焕

　　拙文《改革新思维：从“共识”到“共生”》主张：改革的起点和目标，不是强调所谓的“基本共识”，而是要充分尊重不同识见、不同利益，实现“非共识”下的和平共处，这样的一种“共生”状态，才是和谐、民主、自由社会的常态与本来面目。

　　文章在《东方早报》发表后，曹林先生提出反驳，认为“改革稳定推进必须要有基本共识”。他说：要达至“共生”，本身就需要社会就“共生”达成基本共识，“共生”是一种最底线的价值共识。（见早报3月3日A15）

　　我同样可以设问：没有“共生”怎么会有“共识”？这就陷入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悖论。我同意“共生”是社会最基本的底线这一说法，但不认为对此必须有什么“价值共识”。曹林举的王斌余的例子正好说明这一点，也说明社会上的确有人连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都不遵守，对于这类人，想和他谋什么“共识”，岂非与虎谋皮哉？惟一的办法就是提前、公开争得自己的底线权利。

　　我之所以强调不要过分强调“共识”，却也不至于到反对“共识”的程度。有“共识”最好，没有“共识”也没关系，公开博弈，自由表达。严格来说，民主的博弈、谈判和妥协的最终结果———“改革”的最终方案，也可称之为某种“共识”下的结果，但这样的“共识”，恰恰是“共生”———自由、公开、平等表达与交锋即民主博弈、谈判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共识”成为改革的前提。

　　曹林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很大一个原因正在于改革不断产生一些基本共识，无论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正是这些基本的共识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凝聚到了改革的大旗下。

　　首先，“改革”一词没有天然的正当性。要不要改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认识问题，也可能是现实所迫问题。怎么改则是另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固然也有认识问题，但更多的则是利益博弈问题。比如公车改革，面对每年3000亿元的公款消耗，老百姓和官员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改。但怎么改？改为按官职拿钱是一种，

　　再说医改、教改，人们都说要改，这是“基本共识”，但是怎么改？是不是有关部门关起门来改呢？如此的话，很可能形成权力市场化、利益法规化的局面。改了这么些年了，“伪市场化”的结果是垄断越来越厉害了，教育成为国民致贫的首因、大学毕业生离校前的工作签约率不足30%、贫困地区小学女教师为供弟弟读书被迫卖淫……有关部门却仍在那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一再强调“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于是人们只能说“医改不能成功到这个地步”，“教改不能成功到这个地步”了！

　　今日对上述两项改革的反思，恰恰是由对这两项改革的“非共识”引发，2003年10月5日，杂文家赵牧先生写过《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文，两年之内，“三座大山”竟成朝野上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这难道不是改革回到正轨的前提？

　　或曰：上述改革之所以“误入歧途”，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形成如何改的“共识”改革就上马的结果，因此追求“共识”没错。非也！当初谁能说没有“共识”？再说，没有平等公开的博弈，“共识”何来？公众沉默下的所谓“共识”，只不过是话语权缺乏下的无奈而已。曹林说“中国当下的改革话语交锋，交锋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不是共生，而似乎在血拼。”我要说，正是因为言论的激烈交锋，才引发了我们对于改革的全面反思。这样的交锋再激烈、再“血拼”，都是在安全与和平的状态下进行，这比起全国近一半人不敢上

　　曹林说，要从弱肉强食的原生状态转化到“共生”的文明状态，社会必须就一些基本价值达成共识。美国人整天在交锋和辩论中吵吵嚷嚷分歧重重，不是共生得很好吗？这些交锋正是建立在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共识基础上的，这些共识是：平等、自由、个人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但是别忘了，自由争论本身就是“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价值共识”的基本体现和基本保证，岂有以后者来反对前者之理？

　　正如程序正义必须优先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一样，“共识”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以各种利益与价值观的自由、平等表达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共生”乃是“平等、自由、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达至各种进步的“价值共识”的必由之路。

　　拙文指向非常明确，是针对一些“知识精英”鼓吹“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认为某些“知识精英”主张把矛盾捂起来、在非公开状态下制定（改革）措施的做法，恰恰是改革误入歧途、诸多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总根源！文章的指向，就是强调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自由、平等、和平与公开表达。离开了特定语境去争论，只会陷入文字概念之争。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