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网络版 周稀银
在全国“两会”现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早提出者和倡导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出了他最担心出现的问题，即最担心让农民拆房子、盖新房。他认为在规划新村的过程中，农民的房子是私有品，新农村建设是公共用品的建设，不要乱拆农民的房子，更不应该将私有品充公。（3月9日《京华时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令人鼓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民心工程一定会改写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林毅夫关于乱拆农房的担心，虽有点“不合时宜”，但追根溯源，又觉得他的担心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其一，这是部分基层干部的“工作惯性”。在历次农村改革中，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片面为民做主的“成果”，在盲目攀比、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思维趋动下，出现了“一刀切”和“一边倒”的现象，中央的政策不能原汁原味地落实，农民应得的实惠被无端地打折、克扣。而在新农村建设中，此类行为是否会滋生蔓延，实在让人担心。
其二，新农村建设容易误入“建新房”的怪圈。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环境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中，“环境整洁”是项见效较快、易出成果的工作，而建新房又成了摆脱环境脏、乱、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为了拆旧房、建新房，不尊重民意、不尊重当地实际、强制半强制式的手段便难以避免。全国人大代表李铭陶说，江浙一带曾有600多个水乡古镇，如今已所剩无几，一些地方还在大拆大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也讲到，他曾看到一个地方建了十几层或者二十几层的高楼，让农民拿着锄头上电梯。对于如此拔苗助长式的政绩工程不可不防。
其三，一系列的监督相对滞后。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多的资金，各地在贯彻和使用中极易出现短斤少两，而对于工作失误的监督，极有可能成为不少地方“出于好心”、“缴学费”的借口。我们说，一个失误决策的损失可能要远远大于官员贪污数十万元，它直接损坏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正常秩序，大大削弱的是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信心，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劲敌”。
要消除林毅夫的担心，急切地呼吁相关有力措施的跟进。进一步组织基层干部学懂、学通中央新农村建设政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尽可能减少简单粗暴的“思想动力”。应把尊重民意、量力而行提上日程，及时发现和制止“家长制”式的为民做主。最根本的还是相关监督应该提前介入，真正畅通农民反映问题的渠道，不仅受理、处理和反馈他们反映的各级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更不要放过过激工作方法的发现和“挽救”。出了事后及时查处不可缺少，但防微杜渐更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