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银河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要了500元的采访费，就一直没得安生，有人著文责问：你接受采访收费交税了吗？有人质问：一小时收费500元谁给你定的标准？诸般责难、非议，不一而足。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博士就收了这么500元钱，怎么会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遭受到如此挞伐呢？
其实现时许多人工资外的收入都要比李银河这500元多得多，一些教孩子弹琴、画画或
给中小学生补课的教师每周、每月、每个假期都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是对他们的交税问题谁去责问、追究过呢？一些大牌球员踢一场球、超女登一次台、明星做一次广告、模特儿走一次场，那个收费标准要比李博士的500元标准高到天上，没听说谁去质问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多。那么，为什么李博士收了这么一点钱就招致了如此多的责难呢？我想这无非是因为李博士的“对方付费才接受采访”的异举所致。采访不付费，接受采访也不收费，这本是中国多年来人们已被普遍认同的传统采访模式，现在突然有人另外树起一帜，违背了这个常规，背离了这种模式，打破了这个传统——你得给我钱，我才能接受你的采访！这种完全异于人们的传统意识的观念和举动，哪能被一些“传统”的卫士们所容呢？
文明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能够互相尊重，兼容并存，能够互相认同，同频共振，如果对只要是不同于自己的异类、异声、异举，就一概排斥，一律大加挞伐，只许自己“生”，不准别人“活”，人类就很难进步，社会就很难发展，构成社会的各种元素也很难达到和谐。李银河博士的收费之举，在现时的中国确实有点有违常规，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如果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衡量尺度，冷静、客观地来看待此事的话，李博士何过之有呢？我们许多有过接受采访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些记者只是将被采访者的谈话照录下来，或者稍加整理，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虽然没有大名大利，但是毕竟也“名利双收”了，可是被采访者呢？除了陪上时间，贡献出自己的独家信息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可以说是一无所得。但是被采访者如果不把“料”“报”给记者，而是由自己来写，不但可以署上个人的名字，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所以，“记者采访应该向我付酬”早已为不少并没有义务接受采访、向记者提供信息者的所思、所想、所求，只是他们惮于舆论和传统而没有勇敢地公开表达出来而已。李博士就是一个敢于公开主张和勇敢捍卫自己权益的人，她要求记者尊重她的劳动，尊重她的独家信息和科研时间的价值，她要求一种平等的交换，要求合理的利益分成，这不仅是维护了她个人的利益，而且也代达了为数不少的以往被采访者的意愿，更是向新闻媒体提出了一个今后如何对待类似采访的新课题。
如此看来，李博士的异举并没有伤害到谁，她也没有强迫记者去接受她的标准，更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律，那么，我们对她的这种并非“胡来”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就不能给予一些包容呢？为什么就非得让她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常规行事呢？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观念并存，既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别人的标准，也不能对非传统的异举大加鞭挞，你有你的生活方式，别人有别人的活法，大度、包容、理解、认同，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至于说到李博士会不会去交税，我觉得我们不能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妄发议论，从她受教育的背景来看，她的学问和社会公德肯定要比一般人好得多，我们应该相信李博士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作者：于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