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李银河“受访收费”的争议因李银河本人的回应———“收采访费和拿稿费是一个道理”，而重生波澜。《广州日报》3月19日发表评论认为，李银河当初是作为一个“提案人”接受采访的，属于“公共身份”，“她有义务告诉公众，这个提案讲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这时候‘收费采访’，限制了记者的采访权，也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文章进而质问：“试想，政府开新闻发布会，如果对记者采访也要收费，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常识是，“公共身份”一般来自于公权的赋予。就以本次政协会议来讲，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临时作为政协会议发言人，正是来自政协的“赋予”即授权，而绝非吴院长主动“发言”，就成了“发言人”，就可以以“发言人”的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共身份”强调的是“责任”，吴建民作为“发言人”，其“发言”就是一种“责任”。而李银河提交提案则相反，提交提案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而非“责任”，提交提案之后，李银河也并没有一变而成了政协委员———“公共身份”既是责任的体现，同时也是权力的体现，两会期间有数以亿计的公民就国家大计建言献策，若一下子都有了“公共身份”，“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说到“知情权”，试举如下一个譬喻：一位企业家捐了钱，捐了多少钱，都用在什么地方，公众也是有“知情权”的，但这里的“知情权”应该由捐款的企业家来保障吗？硬要捐款的企业家保障知情权，其实就是剥夺企业家慈善的权利；同样道理，硬要并非官员也不是政协委员的李银河保障知情权，则是剥夺李银河作为公民提案的权利。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设想：李银河没有提出付费要求，但也拒绝了记者采访，“李银河拒绝采访”还会不会成一个新闻事件进入公众的视野呢？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虽然依上述评论的逻辑同样是“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早在去年有关“专家接受采访可否收费”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指出，专家如果有拒绝采访的权利，就有要求付费的权利，反之，如果专家没有拒绝采访的权利，也就没有要求付费的权利。而那些针对李银河的批评则是如下的逻辑：你可以拒绝，但如果接受就不能收费。
不论收费是否正当，反正“拒绝”是正当的。你要说拒绝不正当吗？那么“我没时间接受采访”总是正当的吧？市场经济中讲究“交换”上的对等，记者想从李银河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也应该让李银河得到自己想要的(不一定非要收费，如有些专家只要求采访报道中点出自己的名字与头衔，如有些专家要借助媒体作为表达观点的渠道)。而只索取不给予，即使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也明显有违公正与公平。
归根结底，只因牵涉到了“钱”，才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记起知名评论员、旅美学人薛涌的一段话：“中国目前的公共讨论，不乏高瞻远瞩、‘超越个人私利’式的议论。但缺乏的东西是：社会各阶层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私利，因而公众也无机会倾听不同阶层的心声。殊不知，‘公益’常常是产生于各种私利公开表达并将自己正当化的过程之中。”
作者：
江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