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文化之战”的时代

　　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如果有一个理念开放、制度民主的平台，中国的“文化之战”不仅是和平和理性的思想交锋，而且还有助于建设一个和谐富强的现代中国。

　　一年多前，中国展开了一场有关中国学生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最初，给人的感觉

无非是在讨论要不要通过读经来保留一些中国的文化传统。后来，以当代大儒蒋庆为首的儒家大师们提出“王道政治”的儒家治国理念以及要将儒教尊为中国的国教，就已完全超越了保护文化传统的范畴，而是一场有关治国理念和价值观的争执。最近越来越激烈的有关改革的大讨论也无疑是广义文化下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争执的现实体现。

　　因此，可以引入另一个概念，即“文化之战”（CultureWar）。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派崔克·布砍南率先提出“文化之战”的概念，表达出美国国内理念和价值观斗争的激烈程度，同时“文化”也最为恰当地界定了争执的范围。过去十几年来，美国思想界、学术界以及民间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了“文化之战”的概念。2004年，美国学者亨庭顿出版了《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身份的挑战》，该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美国理念和价值观斗争已达到国家身份重新定义的程度，而2004年美国大选也是一场保守与自由两派理念和价值观斗争、也就是“文化之战”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一个“文化之战”的时代。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内部也都有激烈的理念和价值观较量，比如，穆斯林国家内部世俗化与宗教化之争，欧洲国家是要继续奉行“多元文化”还是退回到西方单一文化为主等等。中国也不例外，国家内部也正经历着激烈的理念和价值观之争，而争执的范围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到要过元宵节还是过情人节的文化风俗之争，以及小学生要不要读经的辩论，其争执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我看来，也足可以称为“文化之战”。中国的“文化之战”也是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作为国家的重新思考。

　　在《我们是谁？》中，亨庭顿比较系统地解析美国在价值观、理念上的演变。按亨庭顿独特的观点，美国并非是一个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而最初是定居者创立的国家。亨庭顿强调定居者带来的语言、新教文化、价值观、宗教理念定义了美国的身份，后来的移民便融入到定居者所定义的美国价值观和理念之中。亨庭顿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是因为如今的美国有两股主要的力量，一股要改变美国原有的身份，一股要保留美国几百年来所持守的身份，即美国的

　　同样地，这一次中国的“文化之战”也是在要保守还是突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博弈。比如，是要守住传统儒家的等级观念还是要建立真正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是要坚持“王道政治”去为民做主还是要建立民众自己做主的民主理念。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有过许多和平的或者非和平的变革，虽然变革后的制度形式以及执政方式有所改变，但传统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大的改变，仍然是从上至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却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变革，即中国主动为西方敞开了大门，中国引进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这一次西方的科技和经济理念进入中国后站稳了脚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改变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变革。

　　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难以分开，不能只取一头，比如自由竞争要求人人机会平等，而等级制度下就难以做到机会平等。还有，从上至下的政治体制无疑更适合计划经济。对于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对待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便成了中国“文化之战”的核心所在，因为当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定义的政治经济理念有本质的不同，即从下至上与从上至下的区别，是代行权利还是给予权利的不同。

　　在当今这场中国的“文化之战”中，以我看来，大多数中国民众愿意继续对外开放，而那些当代儒家大师为完全拒绝对外开放所宣扬的由上至下的“王道政治”，在根本上背离了中国多数民众赞同的民主、平等、法制的价值观和理念。中国要保护传统文化，不需要将儒教升为中国的国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通过政治来保护，而是应该在民间、家庭、个人中推广，也纳入竞争的模式，从而使中国既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能顺应民主、法制、平等的价值观，又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制度民主、经济发达、传统文化保护得更好的韩国应该是提供了这样的参考，美国的政教分开使美国成为西方保留基督文化最完整的国家，而至今仍有国家教会的一些欧洲国家却到处都是空空的教堂。

　　在当今中国“文化之战”的时代，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理念开放、制度民主的平台，中国的“文化之战”不仅是和平和理性的思想交锋，而且还能帮助中国政府和民众建设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谐富强，并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