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中有民族文化的另一部分基因

　　□治平

　　日前，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表示：鉴于一些地方电视台方言土语泛滥，用方言播出新闻类节目，群众意见很大；电视从业者普通话水准下降，广电总局将出台政策，各级广播影视播出机构不得擅自开办使用方言播出的节目。此论一出，引来各方热烈争议。（昨日和今日《羊城晚报》）

　　检视一下各地电视台的方言土语节目，会发现，它们并没有引起像胡副局长所说的“群众意见很大”那样的后果。广东电视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成为许多广东家庭追着看的热点，四川电视台的《生活麻辣烫》不仅吸引了观众，还吸引了无数参与者，至于广州台、杭州台、南昌台的相关方言节目，不但谈不上“群众意见很大”，甚至还当得起那句既老掉牙又轻易舍不得说的赞语“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方言节目存在于地方电视台的理由，一方面是它的生猛泼辣，令所在地人民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方言中包含了民族文化另一部分基因，是汉民族珍贵的“口头非物质遗产”。

　　稍有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就会知道，许多

　　语言学家告诉我们，自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仍，汉民族逐渐向南迁徙。南迁汉人在居住地形成了一个个不同时期古中原汉语的“方言岛”，如今南方各省的方言，就是在这些“方言岛”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在当代被视为很土的南方方言，恰恰保留了民族经典时代的汉语正音。许多南方方言因而成为学者研究汉民族不同时期语言发音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自将“以北京话为基准音，以汉语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推广以来，从官员以至百姓，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北京话才是汉语的正统，是文雅的；其他方言，尤其是难听懂的南方方言，则是末流，是鄙野的，甚至官方意味极浓的“央视春晚”，也常常将带南方口音的角色当作嘲笑的对象———北京话果然比南方方言更加高贵吗？

　　北京自公元938年作为辽的都城起，历辽、金、元、明、清五朝，五个朝代中的四个政权为外族政权。除永乐帝北迁首都之后两百多年的明朝，1000多年的建都史中，北京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外来统治的核心区，统治者的语言从各个侧面渗入汉语，导致北京汉语实际上成了被“胡化”最深的汉语之一。

　　当然，我们无意挑起汉语内部的“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事实上，伴随着北京汉语长达千年的“胡化”过程，南方各省汉语也遭遇了与南方古代少数民族融合而带来的“蛮化”。须知，汉民族的发展史是在如此宽广的区域内展开的，不论“胡化”还是“蛮化”，各方言都是先民面对不同的地域环境，与不同的土著或外来者交流、争斗、亲近以至于融合的产物，都是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回荡着我们民族因应不同生存环境而跳动的文明旋律，包含了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地域的汉语方言没有文野之分，更谈不上“卑下”和“高贵”之别。

　　之所以将北京话定为普通话的基准音，是因为我国历史进入到近现代的时候，北京恰好是首都，同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与北京话已然趋同，形成了一个人口大于其他方言区的北方方言区。这是基于历史机缘和现实政治的恰当选择。我们积极拥护有关部门“推普”的决心和热情，并坚决实践之，因为这有利于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之人民的交流和国际交往，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公共义务。但我们同样觉得，在公共义务之外，各方言区还有自己的“私人领地”，在自己的“私人领地”有权用自己的方式叙事、抒情、思考。这样的推理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公共生活和个人空间两者并重的理念，论者不觉有错。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确定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并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与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推动各国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保护语言多样性。相比联合国对待不同语言的包容乃至鼓励，有关部门通过行政命令对方言文化的有限传播进行一律封杀，就显得非常小家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