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据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不久前发布了2006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处理了20例学术不端。
公布的案情主要表现为两条，一是剽窃论文，二是申请项目报告内容造假。目的是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金资助。科研项目申报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原因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细细想来，可谓一言难尽。
首先，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怎能忽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存在有严重的脑力劳动者与简单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倒挂”现象，即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经过国家政策的调整，向科教领域的倾斜，科研工作者们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于是有调查报告称，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甚至被列入了高收入者的行列。但是，这个结论一定没有看到在科研队伍群体中严重的两极分化。事实上，在科研人员中，确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可能还是暴富。这个暴富，很多情况下是通过非常容易地拿项目，以及拿大项目来加以实现的。而大多数战斗在一线的中青年普通科技人员，他们大多数刚拿到博士学位，又错过了住房改革的末班车，买房、养家的经济担子非常沉重，拿着与中级职称相挂钩的薪酬，要再拿不到项目资金，想搞科研，又如何做得了这个无米之炊？在申报项目上靠造假来试试运气，不合乎道德，却合乎了生存逻辑。听说国家发改委又要给公务员加薪了，不知道中等以下科研人员会不会受到刺激，科研造假致富会不会变本加厉？
别说科研造假致富了，当造假的动机降到维护生存的水平上，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现在学术界，把科研的紧迫性作庸俗化理解，科研量化指标的确定却“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盲目追求多出快出成果，还要是大成果。科研造假致富可耻，可是，不造假，连饭碗都要丢掉———看看现在有多少科研单位的人事制度，对论文发表基本上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完不成，就下岗，有些大学的博导不也下岗了嘛。这种忽视科研创新规律的浮躁的心态，不啻是一剂有害的春药，让科研人员“春心荡漾，红杏出墙”，心头难免总会有“生别人的孩子也总是孩子吧？”这样的思想动摇。
还须一提的是，在现实中，很多科研项目的申报还是按照官本位思维和权威影响来做的。对于很多科研院所来说，报的是校长，院长，所长，批的也跑不了是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有媒体报道，有些科研“大腕”，拿起几百万的资金轻而易举，以至于乐得再层层转包出去，自己却甘做“安静的思想者”。这样的学术奸商和科研寡头，难道比那些造假者更容易获得体制的宽容？
这次简报中公布的一起案例中，有伪造职称、文凭和身份来申报的情节。实际情况是，现在哪个稍微像样的项目招标中，不是白纸黑字地写着“正高职称领头，博士以上参与”为基本条件的。对于一个科研项目的启动，什么才是有决定意义的？有没有事实上的研究基础，前期研究是否充分，研究前景是否有价值，有没有能力按期结项等，这些考评应该才是根本。现在科研申报的高门槛其实并不利于鼓励那些研究资历浅，学术声望低，但有思想、有冲劲、有抱负的青年学人的科研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对于良性的科技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开放的科研项目，当然要确立底线条件，但应该是纯科学意义的。
科研申报领域出现的问题，原因复杂，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味放任与打击了事，都是对科研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