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建国
一段时间来，我国不少专家或官员都爱讲“不少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引发很大的社会问题”这句话。对于数周来因法国政府出台《首次雇用合同》而引发的青年人抗议浪潮，有作者撰文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高福利体制的制约。35小时工作制、法定长假、免费医疗以及住房补贴等等，这种高成本的“养懒人”制度越来越令国家和企业不堪重
负。法国政府不得不压缩公共赤字，调整税收，削减福利。然而，要让人们放弃既得利益并非易事。（见4月3日《国际在线》或3月31日《人民日报》）在我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虽然都面临福利问题的困扰，但在根源和追求的目标上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问时代和背景、“三言两语下结论”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否有故意影响我国福利改革走向的动机，都不是慎重的，都会在我国引起误解。
福利制度早就在西方国家出现，但大幅度提高福利待遇却是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以美国为例，由于失业人数大增，原有的福利机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于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学者凯恩斯的学说，扩大政府干预，用联邦收入补贴各州的困难群体，使这些人享有最基本的衣食、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这对当时减轻经济危机打击、缓解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等起到了好的效果。
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的要求，这种福利的标准越来越高，并且向生育、养老、带薪长假、廉租房、移民等领域延伸，使政府财政投入越来越高。几乎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同时，以哈耶克为首的一些学者，在赞成必要的社会福利的前提下，以过度福利会扩大国家权力、削弱自由市场活力为由，反对过高的福利制度。他的观点得到了英国撒切尔首相的采纳。后来这几十年，虽然政府不断尝试削减福利投入，但都遭到多数底层公民的反对，他们将选票投向支持福利制度的竞选者，使这个问题只能维持原状。
多年来，我国呼吁国家改革福利制度的声音也很高，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一是要对一部分人长期拥有福利保障甚至“无限福利保障”进行限制，二是要改变大多数人长期被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的局面，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财政负担过重，而我国面临的却是政府负担太轻；西方国家是觉得全民福利太高太好，而我们却是大多数公众还没享受到起码的福利；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民主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弱势群体如何参与改革决策的公平问题，二者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说外国人发明的高福利制度目前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掩盖我们在福利制度上的长期欠账。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会让国内信息不灵、还不完全明白福利制度是自己神圣权利的公众放松对这种制度的呼吁和追求，就会对看病难、教育乱收费、买不起房等问题的解决不抱希望，就会让某些既得利益者找到现行福利政策的“合理性”和反对福利改革的借口，就会为我国的决策层提供错误的信息，就会拖延这项改革的步伐。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