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4日的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一个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砍手党等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见4月5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张副书记的提法，可能会有些人不以为然，以为是在鼓励警察随便开枪，以暴制暴，违反法治精神。我觉得，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不能矫枉过正，否则就过犹不及。
曾经几何，朴素的以暴制暴观念非常盛行，因此警察拥有非常权力，表现在枪械使用上，随便开枪置犯罪嫌疑人于死地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也遭到有识之士的诟病。随着中国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权利公约和法治化进程加快，一些普世的权利法则——不经法院审判不得定罪——也受到尊重。譬如说警察对武器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严格了警察使用武器的范围与情形，这为武器使用的规范，公民权利的保障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问题又来了。
责任的严厉加上条文的粗疏，又让警察在使用武器时感到迷惘与犹豫。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律中对使用枪械的规定不是特别清晰，使人难以把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规定，“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使用武器……但是不使用武器予以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后果的除外”而在大部分的紧急时刻，没有时间也难以让人去判断这个突发事件会不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时警察如果随便动用枪支，可能会被随之而来的责任追究弄得很被动，甚至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处境；再者，如果使用武器造成严重后果，不但自己会因此负上连带责任，甚至还会影响领导的政绩，因此，自上而下都形成了不轻易用枪的惰性。据笔者了解，这种情况在警察中比较普遍存在。
从不该用而用的滥用到该用而不敢用的渎职，这就是一种矫枉过正，同样是要不得的。因此，我赞成在合法的情形下，警察要敢于承担责任，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开枪时要开枪，不要瞻前顾后，错失良机。
在美国，警察使用枪支的权利也是比较宽泛的，据一个实证调查显示，尽管很多警察报告说，他们开枪是为了自卫或保护他人生命，但是实际上，相当部分却是在受害人根本没有造成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开枪的。从西方的司法实务看，多对警察的误想防卫持宽容态度，判定警察用枪行为具有正当性，无须承担责任。
作者：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