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4月10日《新京报》消息：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表示，“科研老板”现象在中科院无土壤；鉴于一些科学技术奖项模糊了科学本质，他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奖励那些真正对科学技术有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一般贡献让市场直接给以回报。
“老板，转包一份科研多少钱？”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当我们一边用“礼义仁道”抽象地教导“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一边是市场化的绣球防不胜防，于是“科研老板”就成了科研和市场私奔的畸形产物。怪谁呢？路院长可以拍胸脯保证中科院很贞洁，但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出轨”早已成了学术腐败不能承受之重。当“科研老板”像封建年代的交际花“金丝雀”般游走在科研和官场的边缘，把政府配置科研的权利分包转租，他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奢谈“法理”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科研老板”属于圈内人脉教广、信息资源丰富、权力资源畅通的科研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总揽项目，其弊端已日渐彰显：一是科研资源配置的“马态效应”，越有信息优势的越得到项目、政策和资金，越没有“路径”的基层科研工作者“吃”到的项目越来越少，科研走向“垄断集团化”、“研究单维化”；二是科研公关常态下腐败寻租不休，好比建筑工程的分层转包，导致科研一线“打工的”徘徊在温饱线、而玩科研潜规则的却飞黄腾达，其负面激励效应可以想见；三是人才的浪费，科研老板多是高尖科技人才，他们一方面模糊着科研的公正透明，一方面也在磨灭着自我强大的创新潜能，消弭着国家纳税人的培养成本。
对“科研老板”这样的科研污染现象是到了拉闸限电的时候了，任其在学术科研领域“飞来飞去”，自主创新就永远姗姗来迟。说到底，科研老板产生的土壤——在于政府配置科研资源的权利太集中太大、而分蛋糕的技术又太次，给了“老板”去“集中批发”的可能。因此，首要的是建立国家科技发展协调机制，从立项、拨款、审计等环节进行协调控制，让财政、科技、审计等部门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弱化政府单一主管部门及其相关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其次，打开政务信息化、政务信息公开化的窗户，让国有资产成一笔明白帐，让分到蛋糕和分不到蛋糕的都有知情权和申诉权，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最后，凡是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要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独立评审、无记名投票，杜绝评审专家“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荒唐现象，把裙带关系和利害关系清算在“公示程序”之外。
一只科技资源垄断下的金丝雀，带来的是科研领域暗潮汹涌的“禽流感”，只有阻断它的呼风唤雨权，才能还科研领域一小片澄明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