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王治郅，还是拯救“举国体制”？

　　作者：雪里埋

　　在中国篮协的“拯救”下，中国篮球队前队员王治郅终于搭上归国航班。四年前，王治郅赴美国NBA打球并滞留不归，随之被国家男篮除名。在回到祖国怀抱的第一时间，王治郅向广大篮球迷道歉，称“由于当时年轻和幼稚，思想上不够成熟，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4月10日新华社电）

　　折腾4年的王治郅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当事人有一言难尽的伤感和沧桑，但这个不乏喜剧色彩和人性温暖的结局还算差强人意。篮球迷们有理由欢呼雀跃，因为王治郅又可以为国效力；而中国篮协“网开一面”的柔性路线，也赢得网民一片叫好，有人称之为“中国体育制度的进步”。

　　但在我看来，要评价王治郅回归，可能无法回避一个更大的背景。为什么王治郅在这个时候回心转意，而不是别的时间？为什么中国篮协这个时候终于茅塞顿开？原来，国家体育总局为了2008奥运会抛出了“大赦天下”计划，要求各中心领导做好过去一些“问题运动员”的工作，让他们重返奥运大军。王治郅和跳水王子田亮都是拯救对象。于是，中国篮协负责人马不停蹄展开“拯救”，于是王治郅归国水到渠成。

　　因此，王治郅回国之结局，首先是有关方面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和当初导致王治郅“背叛”祖国以及被国家队开除的体制根源一样，如今这个任务，也源于要确保“为国争光”之最高目标的举国体制。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大赦计划”是在拯救王治郅，还是在拯救举国体制？

　　我们知道，无论是王治郅事件，还是田亮事件，其实都是源于运动员的个人利益和以“国家利益”标榜的举国体制之间的博弈。在举国体制下，体育部门垄断了体育行业，举全国之力培养运动员，让他们争金夺银“为国争光”。运动员享有国家的免费培养，但同时也丧失了部分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有资产”，必须服从组织安排。王治郅身披八一队战袍，这种性质更是自不待言。

　　但问题在于：在体育运动已经越来越大众化和娱乐化的今天，许多运动项目都在向职业化方向发展，进行着产业化运作，比如足球、篮球等；在市场化过程中，运动员就不仅仅再满足于“为国争光”的最高荣誉，必然产生私人利益以及个体自由的诉求。而这与还在实行的举国体制的管理是格格不入的。比如，王治郅当年要留在美国参加NBA训练，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中国篮协却需要他代表国家队征战，这是基于“国家荣誉”的考量。又如，功成名就的田亮出席各种商业活动，赚个钵满盘满却想个人独享；而主管部门基于“国家培养”的名义，当仁不让要分一杯羹。矛盾因而产生，且一时不可调和。

　　必须看到，如今体育界，个体利益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博弈，可以说层出不穷地在进行。从王治郅被国家队除名开始，田亮、郭晶晶、彭帅……运动员和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而横空出世的“

　　但是，为了奥运会上的奖牌榜，为了国歌响起的“最高荣誉”，体育部门需要以维护举国体制为己任。于是，中国篮协放下面子、敞开条件，与王治郅达成妥协。依次类推，可以预见，不久之后，田亮不用向国家队上缴广告分成，只需轻描淡写几句道歉，也可“浪子回头”。

　　表面上看起来，体育部门通过这种太极推手将“问题运动员”重新招至麾下，从而“拯救”了已被划破的举国体制；然而暗流涌动的个体利益和僵化的举国体制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王治郅被拯救了吗？答案是NO，因为他本来无须被拯救。而举国体制能够被拯救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