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渔
今天上午10时，公安部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多功能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在接受香港无线电视记者采访时，本次会议发布人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农民和警察的冲突，不存在这个性质的问题”。
是的，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绝少看到农民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场景，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说“不存在这个性质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唯一执法者，如果我们承认广大的农村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并且它并不是一个伊甸园，我们就必须承认，农民和警察的冲突——这个性质的问题和其他性质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样，同属于警察的治理和服务范围。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公安部的发言人竟然说“不存在这个性质的问题”？
当然，公安部门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能正是基于很少有农民和警察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公安部门应该反思的是，有社会就难免有冲突，农村社会当然也概莫能外。特别是在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田园诗般的过渡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安问题必然集中涌现出来，可无比蹊跷的是，发生在农村的这些社会治安问题为什么没有引发农民和警察的正面冲突？
细究之下，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农民并不想跟警察打交道，或者说农民不信任警察；其二，发生在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被内部解决，私力之间的纠葛架空了警察的公权力。显而易见，不管是上述哪一点，都表征了警察的公权力在农村社会遭遇了重大挫败。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农民这种疏离于警察的姿态，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就前者来说，农民对警察的不信任感，显然是对公权力救济的失望所至。高昂的维权成本和每每遭受的权利侵害，让农民们被迫保持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默，而沉默的终点无疑就是一次杀伤力极强的“总爆发”；而就后者来说，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自我消化”显然也是一场灾难：公权力的约束消弭于无形，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冷兵器式的谩骂和械斗将成为解决纠纷的不二法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很可能陷入失控的境地。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警察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上的缺席有关。警方须知，并不是不存在农民和警察相冲突这个性质的问题，而是由于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和警察所代表的法制力量在农村社会的软弱无力相互交织，致使很多农村社会治安问题长久以来一直依靠自发的民间机制来解决。
总而言之，农民和警察无冲突或冲突很少，不代表就“不存在这个性质的问题”。在无冲突的表象之下，警方须反思自己所代表的法制和文明机制为什么长期以来不能颠覆和取代农村社会既有的民间冲突解决机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将坐在一座火山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