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5日，一则《呕血患者无钱治病死于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的新闻刊出后，引发了网上对医德沦丧的一片谴责之声。随后，死者家属将医院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医院没有尽到“救死扶伤”的责任。伴随着案件的审理，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日前进行了一次网上问卷调查。当问到医院（指公立医院，下同）是否应该收治无主病人（指无力承担治疗费，如医院对其进行救治，也找不到相关人员进行追偿的病人）时，认为人命关天应该收治的人占了85.14%；当问到如何看待救治无主病人给医院带来的经济损失时，认为不管怎样医
院都应该治病救人的占了70.16%；然而，当问到“如果你是医院院长，遇到无主病人如何处理”时，却只有不到50%的人仍然选择了收治，而超过50%的人则表示收治无主病人只能偶尔为之或是干脆不予救治。（4月11日东方时空）
医院该不该救治无主病人？对这一问题，同样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被调查者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时，表示要不计代价救死扶伤的占了绝对优势，而当假定被调查者置身局中，收治无主病人可能会带来切身的经济损失时，大多数人的回答却又不那么爽快了。这一结果，颇值得我们深思。
毋庸置疑，在社会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的条件下，“救死扶伤”合乎道义责任，却不合乎经济理性。而没有利益激励的道德是脆弱的——人们推崇这些道德原则，却不代表他们会奉行同样的行为准则，当旁观者成为当局者，尤其在真正涉及其切身利益之时，道义责任往往让位于经济理性。因此，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调查结果，正是说明类似困境的绝佳例证。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约束首先应当是一种自我约束，所谓“克己复礼”云云，便是儒家理想中的正己之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道义责任让位于利益选择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道德约束被异化为一种“对他”的约束——道德，成为人们对社会、对群体、对他者的希望，成为一种颇具观赏性的“共识”，却难以落实到人们自身的行动。从而某些道德主张被斥为伪善，让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感到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然而，笔者认为，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人们在上面发表言论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作为旁观者的纸上谈兵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作为当局者的现实抉择中的功利主义并行不悖，除了给我们造成一些舆情假象之外，并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每一个旁观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当局者，因而痛快淋漓的道德批判并不能取代客观冷静的理性思考，更不应取代相关的制度建设；而对于我们每一个借互联网发表看法的人来说，多一些建设性意见，少一些肤浅的（尤其是带有攻击性的）道德批判，也才是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作者：宋元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