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8日，我在红辣椒评论读到张若渔先生《“读书无用论”是个伪命题》。该文以为“读书无用论”是个伪命题，是一种不满的发泄。
在文中张先生说“试问，如果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并接受了这种理论，那它还会一次次的抬头吗？事实上，在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当今社会，人们非但没有视读书为畏途，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投资。大学扩招步伐日进月迈和诸如“卖身求学”、“卖器官求学
”的极端案例无疑是最好的证明。”似乎这些都是事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力的增强，整个国家对教育的关注程度是要比以往强了许多。只是这种分析缺乏了对一个群体的关注。改革开放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一步步加大，农民的收入已经日益承受不起城市高等教育的负重。当一个事物投入巨而收入寡时，相信一个理性的农民是不会将极为有限的资源投入进去的。
我们从“读书无用论”谈起，先看看“读书无用论”究竟为何物。
“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有报道称，现在在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某大学生说，我以前是村子里小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如今的榜样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的弟弟。(《长沙晚报》2006年3月12日)
“读书无用论”或者“新读书无用论”更多的是针对农民的。这里说的“读书”，只能狭义上理解为读书考大学。而“读书无用”，是指读书考大学与其他的一些学习方式诸如职业教育相比无用。正如《长沙晚报》2006年3月12日报道的，如今的榜样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的弟弟。农村人正把读书考大学与上完基础教育后学一门手艺的收益相对比，从而得出“读书无用论”。倘若单纯谈读书无用，正如单纯谈“无农不稳”一样，毫无意义。究竟什么东西是无用的，只有对比才能对应出来。
张先生指出“尽管笔者把‘读书无用论’”当作是一种发泄不满的方式，在它的背后还是有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公开的抵制读书，不管是对一个时代，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引为痛心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说，“读书无用论”的大行其道，是弱势的人们对高昂的教育成本的一种无奈的反抗——如果教育成本再不降低，那人们只好以“拒绝”的方式来架空教育。”“读书无用论”或许可以说成是一种不满，也可以换种角度说成是一种选择。事实上，学者呼吁的这种读书考大学式的精英式教育方式与现代教育理念已经出现了偏差。这种精英式教育把农村的人才掏空，进而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张先生呼吁“教育成本降低”，只有通过政府加大投入，投入到高等教育中去，但是事实上，这种投入的加大，应当是放到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中去。高等教育的昂贵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
“读书无用论”到底是个真命题，并且是一个政府应当从加大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教育而非高等教育予以回击的命题。
作者：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