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
在“彭加木遗体疑被发现”的消息带动下，这位26年前迷失在茫茫沙海中的科学探险家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各媒体集束式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他失踪的几种离奇说法的罗列，看到了身穿鲜艳衣服的记者站在彭加木纪念碑旁伸出的“V”字形手势，看到了26年来一拨一拨寻访者艰辛的汗水，当然，还有亲人的思念、同事的缅怀，以及评论者“深
刻”地以他的榜样来鞭挞如今的学术腐败。
种种纪念方式都是不错的。但他首先应该让我们记住的是：在斯文·赫定、伯希和、斯坦因、科兹洛夫……一长串欧洲名字之后，中亚腹地探险家的名单上，终于出现了第一个中国名字———彭加木。
大航海时代以来，科学探险活动对人类历史屡屡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哥伦布的探险连接了新旧大陆，进而催生了世界近代史；达尔文的探险最终促使他发表进化论；库克船长的探险使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和南极大陆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恢宏壮美的探险活动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即便较为晚近的“中亚腹地”（实际上主要是指中国西北地区）探险活动，也几乎全为西方人包揽，直到1980年6月，彭加木率领考察队史无前例地纵贯了罗布泊湖底。这是当年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为此差点丧命并中途退出———彭加木的意义，在于他以生命为代价，填补了中国探险史的空白。
为了科学，敢于深入死地，这是传统民族精神中鲜见的新品格。我们民族从来不乏舍生取义之人，但义士们心中的这个“义”，往往是关乎世道人心、礼义廉耻，属于人文范畴，从来没有想到过科学本身也有大义。我们素来长于人文，而拙于科学，我们又信奉“心外无理”，白居易说：“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我们以为，世间真正的险处在人心，因而真正的冒险或探险在于人事，在孜孜不倦的心灵探险中，其上品，为圣哲，为良相，为骚人，为达者，虽严于义利，乃至杀身成仁，但终三千年而未发展出科学精神；其下品，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指导下，积极跟进某个官场派系的斗争，进行政治“探险”，挪用公款以做私人投资，进行经济兼法律“探险”，搞一夜情、包二奶，进行性“探险”……在有样学样地惊呼“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科技理性实际上还远未形成，我们多的是“人文烈士”，却几乎没有“科学烈士”，除了彭加木等少数几个人———这是他留给我们更为重大的思考。
26年前，彭加木走了，这位瘦弱的南国之子，远离温暖湿润的家乡，消失在中国的“旱极”，他留给世人的遗言只有便条上的那一句话：“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30。”他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听到的遗言。
甩下背影消失于中国“旱极”的彭加木，让人自然联想起死于世界“寒极”的英国探险家斯科特上校。1912年某日，到达南纬90度的极点后，斯科特上校在饥饿和严寒的折磨下死去，比彭加木幸运的是，死之前，他留下了日记。两位处境相似的探险家，心情应该是一致的吧？
预见自己必死命运的斯科特上校写道：“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当他的遗言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在英国国家主教堂里，连国王都跪下来悼念这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