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身健
近日，有律师前往天津某区法院办理立案手续，指称在该院遭到某庭长殴打（《检察日报》4月12日报道）。
真想不到，在庄严肃穆的法院，法官不顾形象，上演一出全武行。即便天津是霍元
甲故里，法官再压不住火气，也不能动手啊。受了气，可以训诫律师一番，风趣幽默擅动嘴皮是天津人的典型形象，何必挥拳。
当然，法官也有说法，表示没有殴打律师，媒体报道和网络言论不属实。但报道此事的记者表示，每句话都有出处，是客观的。在场的目击者证实，律师确实被法官威胁和殴打。而天津市高级法院通报说，调查到的情况是法官并没有打律师，他们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不妥，“媒体报道存在不实”（《新京报》4月13日报道）。
尽管两方各执一词，一时难查究竟，可让我说，即使最后真相难以复原，就眼下情况而言，首先也得批评法官。作为法官，应当避免出现这种瓜田李下之事。被多人指责打人，这与法官身份严重不符。我这样说，听上去有点“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的味道。但我认为，对于法官必须如此。这里，不妨用王后贞操不能怀疑的故事，来说明法官操守同样不容置疑。当年，罗马执政官恺撒的妻子与情人相会，丑闻成为公众谈资。恺撒闻讯后，当即准备休妻。恺撒又说根本不相信妻子会红杏出墙，大家如同坠入云里雾里，愿闻其详。恺撒说：“要是不离婚，除非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我妻子的贞洁”恺撒不承认妻子与人通奸，从而保住男人颜面。同时，又以妻子的贞操被人质疑为借口休掉妻子，这招够狠。后人将其演绎成“王后贞操不容怀疑”的说法，即只要当王后的贞操受到人们的非议，那么无风不起浪，王后从此再也难以贤淑形象面对世人。当个王后不容易，她的贞操必须白玉无瑕。
现代社会，崇尚宽容，对人要求不能过苛。但对法官操守的要求，仍然该像恺撒对王后贞操的态度一样严谨。最近，台湾某大法官因为私生活不检点被迫辞职，黯然离开法官职位。这新闻令很多人不解：私生活关系个人隐私，何必揪住不放？在一个观念前卫的社会，这算什么？何必刨根问底，致人于死地呢？社会的芸芸众生自得其乐，干吗要苛求法官呢？和法官同样倒霉的还有政客，美国首位宇航员格伦，本来雄心勃勃地想问鼎总统宝座，但因被披露美女端坐其膝的照片而黯然退出竞选。一个可以跃上九天的大英雄，却折翅在地上的小女子身上。当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有染，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不依不饶，搞了个限制级的调查报告，大有把克林顿拉下马的架势。如果克林顿不是久经战阵的法律人出身，还真要毁在斯塔尔手上。对此，欧洲人不解：为什么全世界最知名的情色品多出自美国，但美国人对总统的风流韵事却不依不饶？美国人认为，男欢女爱虽为个人私事，但由于政客执掌权柄，干系重大，因此民众不能失察。双重标准在于政客承担的责任大于普通人，这样其言行要受到严格限制。
西方人信赖法官高于信任政客，法官的操守和王后的贞操同样不容怀疑，一旦人们提出白璧有瑕，那么法官和王后一样等于失掉了身份资格，只能全身而退。法社会学大师艾里希曾言：“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这就说明，正义实现依仗的是人们真心仰慕的法官。人说法官是正义的化身，也就是法律的化身。因此，当民众怀疑法官的时候，意味着司法的危机，这与法官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
人们把司法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司法活动主体的法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否则正义便难以实现。正因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使得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极高，远远超出普通的道德标准。西方有哲人曾说，如果社会上追求完人的话，法官就应该是完人。美国《司法行为示范守则（2004）》准则二规定：“法官应在其一切活动中避免不当言行或不当表现。”公众尊重法官裁判，系出于对司法正当性及独立性的信任。这就意味着尽管法官独立，但法官同时应当尊重和遵守法律，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否则将会削弱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从而损及法治。
总之，法官在一切活动中应当促进公众对司法正当性的信任，法官应当谨言慎行，避免不当言行。这样，法官就成为公众监督之对象，必须接受对自己行为的限制。这种限制并未要求普通公众，在一般人看来这种限制是小题大做，完全不必要的。但这种限制是保证司法的正当性所必须的，足见公众对法官职业操守的要求之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对法官提出了极高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确定的这个‘是非标准’，是希望能够把一些虽没有违法违纪，但道德不好的法官清理出法官队伍。”可见，法官如果管不住自己的言行，等同于普通人，这就意味着他不配置身于法官队伍。
别叫屈，谁让你是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