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4000多万元的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一审被法院从轻判处死缓。法院从轻处罚的理由是：虽然“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但“刘志祥在本案中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赃款赃物全部追回，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民主与法制时报》：5月15日《对巨贪该不该“慎杀”》；4月10日《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涉黑内幕》)
□李克杰
“巨贪免死”虽然体现了“慎杀”的原则，但笔者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慎杀”一定要从贪官开始呢？
有专家以“现存制度有漏洞，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全由个人承担”为由替巨贪们开脱，主张对贪官“慎杀”。这样的理由是荒唐的，也是不值一驳的。照这样的逻辑，普通百姓因为贫穷抢劫、盗窃、诈骗，我们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就业、分配和救助制度不完善呢，也同样应该“慎杀”。当然，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有许多领域的制度存在空白和漏洞，那么，我们是否对涉及这些领域的犯罪都不判死刑了呢？“慎杀”从贪官开始的想法和做法，除了给百姓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要知道，我们多年来通过艰苦努力在群众中树立起的反腐信心和法律信仰，可能会因司法的不当轻而易举地丧失殆尽。
其实，“巨贪免死”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刑法在死刑规定上的巨大缺陷，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细化死刑标准，是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法律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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