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政治局会议专项研究收入问题，并作专项报道，至少是新世纪以来第一次。由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家政治议程和政策议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当代社会的治理观念非常强调“政策议程”的作用，强调问题之能否解决，首先与“
问题排序”有关，即是否承认有这个问题，是否把它排在优先位置上。由此而来的一般的行动建议是，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必须有能力把它提到社会认可或政府认可的议程上。由于要竞争进入议程的问题太多，所以，当代民主政治对于政治家的“议题运作”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般来说，议题运作的成功有三个标准。第一，它是对广泛的社会争议的回应；第二，它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利益诉求；第三，它明确引导政策方向，提供“政策工具箱”和政策评价指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议题的突出，满足了上述三个标准的前面两个。是否满足第三个标准还要观察，因为暂时还看不到对于收入问题的明确诊断。如果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那么关系不顺的原因和症结是什么呢？没有明确的诊断就不会有对症下药的政策思路。好比说，我们要将房价过高看作是一个问题，但如果不能对房价过高的原因有一个认识和说明，那么给出的政策就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互相冲撞的。
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争议是关于“反思改革”的讨论和一系列政策辩论。争议反映了社会高度关注的三个方面:一个是继续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动力机制在哪里；一个是社会不公正问题；一个是发展背后的贫困问题。争议表明，处于底层的社会公众，最先认识到了一项基本国情，就是以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和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迄今为止并没有自动导致地区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富裕。
因此我们把“分配议题”的突出看作是对社会争议的回应。比起单一的发展思维和增长思维，强调分配制度的改革，意味着正面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与贫困问题。分配制度改革本身也是改革，改革从这个方向深入，既能维持改革话语，也有利于重新培育改革共识与动力。这是重要的认识进步。
从强调增长，强调“国力”，转向强调收入，强调“民力”，也是许多国家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别，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曾被许多国家列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和政绩指标。而中国国情条件下有所不同的一点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公务员群体的收入与待遇问题。
尽管这个问题有很高的社会敏感度，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正面面对它。与其在一个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任由某些灰色领域滋生，不如更加公开而公平地加以讨论。在公务员队伍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含两个方向。一个是压缩名目繁多的各种津贴，使薪酬结构“弃暗投明”，并有统一规范，另外一个是减少部门差别和地区差别。这种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有利于在统一财政下建立统一的政府行为规范，消除因部门寻租而带来的部门差别。尽可能减少地区间差别，也有利于减少腐败和寻租，甚至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大学生或其他人到基层去工作。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方面要真正实现，还有赖于一种行为传导链条的建立。通过规范收入制度，使政府官员消除从干预经济中获得好处的冲动。政府的行为将更多地集中于产权保障、法治环境、公正规则、权益维护等方面，通过消除制度性的障碍，帮助更多的人自由谋求发展机会并提高收入。在这样的情景下，公务员的收入问题才会在社会整体合理的背景下真正得到理顺。
(南方都市报 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