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共识：民意表达渠道的多棱镜效应

　　-本刊记者 杨 敏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做出了可贵的民意路线尝试，网络论坛、听证会、民意调查等等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利益表达渠道。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了这些渠道并不必然让政府能够真正兼听各方利益，从而有效改善决策品质。如果政府只是将民意看做是绕不过去的坎，从工具理性角度来看渠道建设，那么，不同的地方在民意型决策尝试

中就会有“做”与“做好”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我们怎么看待网络民意？听证会是怎样失去公信力的？民意调查机构到底是官办的好还是民办的好？围绕这三个问题，四位嘉宾的观点既有分歧更有共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网络民意：

　　能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决策》：请问什么是主流民意？前不久樊纲教授关于网络民意不应该影响政府决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请问网络民意到底能不能够代表主流民意，如果不能，哪种途径收集反映的民意结果才是政府决策能够采信的？

　　喻国明：首先，我不同意主流民意这个概念，不客气地说这个概念中夹杂了一些私货。民意是个整体，只有数量上的区别，质量上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民意只有少数和多数的区分，而没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拿民意调查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被调查主体，只有大多数人的声音代表民意主体。

　　至于樊纲先生的观点，我想很多人可能曲解了他的意思，网络民意也是一种民意，但跟民意整体的一致性方面还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来做个反调查，看看网民的年龄特点和区域特点，就会发现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再加上网民中还有愿意表达和不愿意表达的人，因此，网络民意从代表性方面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刘德寰：我认为网络民意能够代表主流民意，只是说它代表的范围是有限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步向知识群体和40岁以下群体扩散，尽管网络民意不能代表全部人群的想法，但是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声音，是愿意思考愿意说话人的声音，这对政府决策来说应该是有利的。任何群体的声音都需要政府去关注的，而这个群体又是中国经济发展领军的一个群体，知识上比较高，视野上比较宽，这种群体的声音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整个社会分成了很多很多类的群体，有弱势的也有强势的，无论哪个群体的声音都应该听取。

　　老亨：政府听取民意既要听大众的声音也要听小众的声音，对网络民意不能简单地说是或者非。网络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影，要客观地分析和采纳网络民意就对了，不能说网络民意不好就完全不听。

　　什么是主流民意？我认为网络民意越来越能成为主流民意，相反，传统媒介因为把关太多，经过了太多的加工，反而容易失真。我相信不远的将来，网络民意能够成为主流民意的代表，因为，纸传媒时代，读书人的意见代表主流民意；大众传媒时代，广播电视代表主流民意；网络时代，网络民意代表主流民意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马勇：主流民意，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所以真正民意的反应，我认为就要按人口的比例随机抽样来反映，特别是在中国，在弱势群体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意代表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听证会：为何丧失公信力？

　　《决策》：同一项政策，经常会出现听证会结果与民意调查结果相悖的情况，例如湖南岳麓山公园票价听证会与湖南省民意调查中心的民调结论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怎样去做方案选择？

　　喻国明：听证会本身是一项好的制度，但目前往往成为摆设。在操作过程中听证会出现问题往往跟主办方选择的听证代表的代表性不够、专业性不强有关。

　　参加听证会的人需要一定的资质和一定的调查能力，而且你要给他相当多的时间让他去了解相关材料，甚至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的调查经费让他去做调查的事情，不然的话民意代表也就是一种摆设。说句情绪化的话，听证会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摆脱事先设计好的逻辑和结果。在听证会上，老百姓这一方是相当弱势的，尽管也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严重存在，政府相关部门掌握大量信息和材料，老百姓更多地是谈一种感受，很难改变政府设计好的逻辑和结果。而且听证会也缺少一种辩驳和交锋，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互相之间没有观点和证据方面的交锋，这就不利于对政策问题进行更深入地讨论。

　　如果听证会和民意调查结果出现很大反差，那就说明听证会出现了问题。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机制使两者衔接起来，不能听证是听证，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劳力伤神召开听证会做什么？尽管我们不能期望每一场听证会都能大快民心、大顺其气，但毕竟那里还是个民意表达的平台，我们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

　　刘德寰：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民意调查是否科学，如果它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抽样，科学的方法进行了调查，那么它的代表性将远远超过听证会，因为它的样本量在这。而听证会呢，特别是跟那些利益集团、经济群体紧密相关的听证会很难说能够真正体现民意。

　　现在的价格听证会，无论听证不听证都会涨价，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例如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如果你选择的都是那些起步价2元的司机参加，那么他肯定是选择涨价，因为不同起步价司机之间还存在一个价格竞争的问题。北京1.2、1.6元起步的出租车毕竟还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听证会的代表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任何群体都拥有发言权，但要考虑主流，特别要考虑消费者。为什么政府就不举行一个出租车公司降低份钱的听证会，这一块倒是民意诉求最强烈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管理职责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有利益集团搅在里面，听证会往往会流于形式。

　　老亨：深圳是比较早地召开价格听证会的城市，也有过这种情况，煤气、水电等逢听必涨，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操纵了听证会。如果政府与利益集团上下其手那就不是民意表达了，政府不能把决策意图通过听证程序让它合法化。我认为听证会如果让独立的机构来操作，才能保证它能够真实反映民意。

　　至于政府部门应该采信哪方面的结论，我觉得不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真想听民意，听证会也是个民意表达的好平台，只要在操作过程中规范起来就成了。

　　马勇：湖南省民意调查中心在操作中间非常关注统计调查的真实性，通过统计调查真实反应了一些民意，我们认为这个调查是一种科学，并不是说我想调查，不管谁去搞都能得出真实的民意。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想搞一些民意调查，方法不对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湖南邵阳市政府为了调查各个窗口部门的群众满意度问题，在邵阳日报上发调查表来进行调查，结果相关部门把报纸收购了，然后自己填报上去，像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是不可能真实反映民意的。

　　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岳麓山门票的调查影响很大，可以说岳麓山管理局对统计局到他们那搞活动很有意见，我们没有理会这件事。还有一个调查，就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的调查，通过调查发现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搞项目，而是为农民解决就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但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发展经济必须搞项目，所以只把这个信息作为一个参考。客观地说，现在各级政府对这种信息的反馈还停留在参考阶段，还没有把民意调查结果与政府决策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衔接，想要推动这个事还有个过程。

　　民调机构：官办不如民办？

　　《决策》：政府主管主办的民调机构，与民间性质调查机构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请问在您看来我们的政府决策应该采信哪一方的结论，为什么？

　　喻国明：政府下设的民意调查机构的专业能力是很强的，调查方法也没问题，作为内部的决策支持和政策评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调查结论和结果公布要获得公众认可时那就不恰当了，免不了有一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嫌疑。

　　刘德寰：只要是在调查中能够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没有按照某种意图去出结果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但如果从回避的角度来说，从调查的真实性来说民间调查机构可能会更好些。当前国内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发展势头很好，为政府管理和决策提供了许多全面细致的信息。

　　老亨：很明显，我是愿意听取民间机构做出来的民意调查结论的。民间机构以自己的声誉和自己的投资作为抵押，即使它也会有偏好，但它必须往真实客观的轨道上靠，否则它就失去了立足市场的根本。有着良好声望的民意调查机构一定能够认识到，真实客观是调查业事业发展最大最根本的利益。

　　马勇：我们国家现行的调查机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像湖南民意调查中心这一类，纯粹地由政府拿钱办的这个民意调查，香港也有一个同样的机构，设在民政署下面，专门收集老百姓对政府的意见；第二类是政府建立的，特别是政府统计部门建立的，既从事商业性的民意调查，又搞政府决策的民意调查；第三种是纯粹的民间调查中心，像零点这样的调查公司。这三类民意调查，我的看法是这样，在现行政府管理制度下，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一个纯粹是政府全额资助的调查机构，这要让老百姓知道，是专门为公共政策服务的民意调查中心。

　　我们这一类调查机构的优势在于，第一就是快，我上午决定搞，下午就制定方案，晚上就组织调查员调查，第二天早上就出结果，谁能有这么快？第二，省钱，成本低。我打电话到老百姓家去，又没有扰民。如果是入户调查，一家家敲门，敲开后房主还要看看你后面有没有人，以为你是打劫的，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这个操作手法很笨重。第三个优势就是排除干扰，我们做调查基层根本就无法干预，他不知道我调查谁，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他。

　　应该说，国家对民意调查这一块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涉及到比较敏感问题的民意调查一定要进行严格审查，从技术操作看，目前对外商或者有外商背景机构进入这个领域搞民意调查，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包括一些民营的、独立的调查机构。我个人觉得在眼下应该更多地引导他们关注一些商务调查，不宜让他们介入民意调查，我认为在目前这是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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