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6月15日《现代快报》），这使他对早已让底层民众苦不堪言的“看病贵”问题，有了一点切肤之痛（当然也不会太痛，毕竟他是可以报销的）。他因此而感叹商业贿赂的可怕，痛斥商业贿赂的可恨。我想，如果他进而能够在这种强烈感情的驱使下，重拳砸向商业贿赂，努力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那么这“
4000多”就真的算是实现了边际效用最大化了。
看病难、看病贵，民间已经嚷了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对副市长来说，应该是早有耳闻。但如果不是他恰好患了一次感冒，又恰好被这家不知深浅的医院给“宰”了一刀，他恐怕还未必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可见要知道梨子的滋味，还是要亲口尝一尝。文件上的数字，总是枯燥乏味的，哪有这么生动鲜活啊？
由此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官员还是应该通过到底层社会去生活、去体验的方式，和底层民众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民间疾苦的感性认识，培养起对底层民众的感情。这样做，无论对迅速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对提高执政能力，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大有好处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能够制约官员行为的因素，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制度，第二条就是感情。制度是硬约束，感情是软约束。制度解决的是让官员不敢、不能无视民间疾苦的问题；而感情解决的则是让他们不忍见到民生多艰，愿意替群众多作考虑的问题。制度当然是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即便是在制度十分健全的情况下，也应该强调官员与民众的感情。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这个因素了－－真挚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原本是有密切联系群众传统的。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传统也是一种制度。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强调制度建设的时候，却对“制度”进行了狭隘化的理解。时至今日，领导和群众的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回忆，市长偶然乘一次公交车，就会成为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官员们谈笑有鸿儒，往来皆富豪，白天文山会海，晚上灯红酒绿。底层民众的生活已经幻化为车窗外一道一闪即逝的风景，既然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那官员们在制定诸如下岗、拆迁、涨价等加重他们生活困难的政策时，也就少了很多心理负担。
官员要感同身受地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培养起和底层民众的感情，除了多接触，并无捷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他们“偶然感冒”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措施。比如最近安监总局转发了《山西省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要求相关官员每月必须到井下去若干次，我觉得这就比较好；另有报道说，中组部决定今后要将民意调查的结果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参考因素，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积极的变化。
官员不接“地气”，生活和底层民众没有交集，迟早会出晋惠帝式的人物，那就太糟糕了。顺便说一句，晋惠帝的下场很惨，他是在天下大乱后被人毒死的。所以官员们即便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是应该到底层去接点“地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