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近仁
上下课时小学生唱着《儿童团之歌》，手握红缨枪站岗值勤；学生偷拿家中的钱上网吧，学校开批判大会；老师和学生都拿起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苦学“老三篇”；校园内被种上一片片向日葵、玉米等农作物，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在这儿每周接受4~6节露天教学；故意让学生抢苹果，体验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郑州某小学校长释德全称这是红色教育，
要坚持下去。（《时代商报》6月15日）
可以肯定，该学校的“领导核心”应该是一批罕见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极具激情，敢于坚持自己的另类教育理念。如果不是矫揉造作的话，我倒十分欣赏他们的品质和人格，但却不认同他们的行为。因为其间透露出某种“卡里斯马”倾向。
“卡里斯马”本义为蒙受神的点化而获得天赋的神性人物。西方社会学认为，“卡里斯马”一开始是一种领袖的人格魅力，它来源于富有原创性和感召力的领袖，而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则演变为一种“具有神性的传统力量”。以此来审视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具有神性的传统力量”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在和平时期继续发展，到“文革”中被推至极致。换而言之，就是一种浓厚的“领袖情结”。
可以总结出红色教育中的关键词：《毛主席语录》、批判大会、弱肉强食。这些词在什么时候最流行，想必对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以肯定和鼓励性的方式，把这些关键词融入小学教育中去，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态度——丧失了批判的立场，没有了怀疑的精神，而留下崇拜式的模仿。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教会一个孩子独立思考，教会他们具有理性和宽容精神重要？利他主义和节约精神固然重要，但是健全的人格和批判意识，何尝不更重要？
“卡里斯马”解决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公民精神。况且，“卡里斯马”本身就要求人们牺牲自己，去成全社会和他人。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现代社会要求赋予所有人对等的权利和地位，牺牲和奉献只能基于人性中的美好闪光，而不是靠外在强加的“卡里斯马”教育。教育必然需要“立德”，但是脱离了当前的社会语境和当前的社会需要去“立德”，则近乎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