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期间，郑州市政府花了600万，购买了115辆车捐赠给基层医院作救护车，当时搞了一个隆重的捐赠仪式，并被视作是政府当年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可是，如今3年过去了，这些车都成了无法上牌的“黑车”，因为这些都是拼装车，又没有发票（只有复印件）。（见6月21日《河南商报》）
俗话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政府购买的车辆居然在自己的地头里上不了牌
，算得上是咄咄怪事吧？更怪的是，政府居然向自己属下的医院“捐赠”！见过政府之间的捐赠、政府向外地的捐赠，企业向政府捐赠……等种种捐赠行为，可就是没见过政府向自己属下单位的“捐赠”！
众所周知，我国的医疗事业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的投入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不管平时政府的投入结构如何，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里，政府为人民的健康着想，动用纳税人的钱，给属下的医院购买救护车，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一种在非正常时期的正常公共投入，郑州市方面怎么会把它认定为“捐赠”行为呢？政府“捐赠”医疗机构，就像是说政府“捐赠”修路、“捐赠”建学校、“捐赠”穷人一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投入与捐赠，虽是一词之差，个中的意思便大相径庭，值得玩味。公共投入，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它的运作过程就要受到体制内的制度化管理与监督。政府动用财政，拨款、购买要经过严格的预算、审批、招投标、政府采购、监督等等。如果上述是一次政府的公共投入，官员们亲自上阵，去市场买车，而且还买回拿不到发票上不了牌的拼装车，公众能答应吗？能逃过问责吗？
捐赠可就大不一样了。捐赠是一次性的慈善行为，这时行政职责就弱化为良心责任，在捐赠法规相对滞后的时下，无论其采购过程、物品质量、捐赠对象的管理等都要比政府的行政行为宽松得多。捐赠者想捐什么就什么，就算所捐的东西不好用，受捐者也无法向捐赠者讨说法、问责任。
政府把投入异化为“捐赠”，彰显“政府乱伦”——背悖了正常的行政伦理，应该遵循的程序没有遵循，应该尽到的责任没有尽到，不应该做的事情却做了，花了纳税人的钱，又没有把事办好，徒增公众的苦恼。政府为什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许多网友的矛头直指官员的个人利益。“黑车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着官员与商人间的利益交媾？是否是因为利益交媾而导致“政府乱伦”？暂时不得而知，但确实值得追问。
作者：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