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一些青年农民近一段时期以来走进了大学课堂。他们不要学历学位，更不需安排就业，在大学脱产学习1年即回到本地区创业。这种新型培训方式，不但开创了1年制非学历成人教育研修的新模式，而且找到了一条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情况熟、干得好”的农业产业化人才的新途径。(2006-6-24 《新华网》)
不要文凭上大学，只为求知到学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数学家华罗庚。当年华罗庚
要到剑桥留学，数学家哈代托人转告华罗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而其他人通常要用三年时间才能得到。华罗庚却说：“请转告哈代先生，我是为了求学问才到贵国来的，我不是为了学位而来，你们只要能给我机会，让我到贵校的图书馆里看看书，允许我听听课就行了。”沈阳的青年农民跟数学家一样无疑深刻领会了学习的本义，值得现代社会那些被“文凭热”烧得晕头转向的人好好学习。读书的目的，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决不是为了文凭，这却是毫无异议的。汉代刘向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医治愚顽，他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代伟人周恩来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振兴，他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尔基认为“如果不想在世上虚度一生，那就要学习一辈子。”因此他“扑在书籍上，就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培根认为“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他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国人的文凭情结，可以说源远流长。古时候的科举有“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四个等次，现代社会也有“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四张证书。时下每年一次的高考，全国各地涌现出的五花八门的“高考状元”似乎让人看到科举的影子，显示科举情结在国人的心底依然固执地存在着。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结束了“白卷英雄”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文凭开始吃香了，这原本是件大好事。但曾几何时，人们心中那点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情结又死灰复燃。文凭，很快就充当了衡量个人能力的一根准绳和牵动人才标准的一根神经。人才价值观的扭曲，使用人标准逐渐偏离了航向，在一些地方，以文凭论英雄成了选贤任能的代名词。这最终导致了人们拼命去挤高考这根独木桥，以期进入大学弄张文凭拿个学位。一些大学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也竭力迎合人们的需求，陷入了盲目扩招的怪圈，于是，上大学就是为了拿文凭在各大院校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
拿学位必须上大学，但上大学不等于就是拿学位。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当校长时就多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希望学生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可见，文凭并不能与学问划等号，更不能与能力划等号。但是很多人却常常试图把文凭当成掩盖自己无知的遮羞布，此种情形，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做了精彩的论述，不妨一鉴。“方鸿渐受到两方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文学大师借用文学作品辛辣地指出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凭的“误用”和“滥用”，表达了对现代教育的某种疑问和讽刺。
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没有拿大学文凭，但从不间断学习，所以，一样成为世界首富，他的著作《未来之路》曾有这么一句话：“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科学家竺可桢也有类似的说法：“一个人求学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一个人，倘能摆正心态，把上大学当成学知识、长本领、强素质的人生过程，把文凭看得淡一些，甚至象沈阳青年农民那样，索性上学只为求知，根本不要文凭，那可堪社会之福。
作者：
真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