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即将闭幕之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就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而优则仕”现象明确表示不赞成。据7月19日《东方早报》报道，雷文指出，现在中国高校存在一种现象，教授们在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后，就被任命到行政岗位；但其中有不少教授，其长处在于科研，繁忙的行政管理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还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对此，雷文的观点是，不能强迫教授“教而优则仕”。
在中国，教授的“教而优则仕”到底是强迫的还是一种自主争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身为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雷文到底显得不怎么了解“中国国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局外人，雷文毕竟说出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大学的“教而优则仕”现象。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是高校行政化以及“官本位”化。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教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教，“教仕一体化”已经呈现高度融合的状态了。
“教而优则仕”也好，“官本位”也好，俱是中国高校当下营营苟苟的现状的一个起因，是高校行政化的体现。而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将大学纳入行政一体的管理模式，学官化的高校治理等等原因，所导致的中国大学不得不形成的一种依附型人格。在反思大学教育之时言必及“大学精神”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意识到的一点是，大学如果没有了独立之人格，又何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样的一种事实，也就造成了中国大学某种人格分裂的症状：一方面是不得不仰人鼻息的不自主生存，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在沉沦中保持高贵。
大学还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大学全部的高贵所在。人是环境的动物，大学精神如何，直接反映到教授的“品质”如何，有几分高贵可言。如雷文所指出的“教而优则仕”，还有近期媒体报道的“钱而多则跳”的“跳蚤教授”，以及一直以来不曾绝听的剽窃教授等等，除了功利的映射，让人看出现今的大学有多少高贵之处呢？最近以来，公共舆论都在关注中国最负盛名的北大、清华是否被港大“扫为二流”的话题。其实在我看来，争什么一流二流，拿“大学精神”的尺子量一量不就全明白了？
从事高教研究的黄俊伟先生在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时指出，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而西南联大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要让教授高贵起来，高校一流起来，则大学必先独立起来，精神起来。祛除官本位做法，让大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舍此别无他法。
来源：青年时报 作者：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