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中国动画大片难产之谜

　　●国营的动画片厂因为动画片制作的特殊性，所以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力较为和缓，转型也相对缓慢。

　　●中国现有的动画制作体制却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才整合起来生产动画长片。

　　●在当代，具有这样的传统文化涵养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找到，所谓特色不是拍着脑

袋想出来的，它需要大量的摸索。

　　历经坎坷的国产动画长片《魔比斯环》终于要上映了，在人们因为看到《疯狂的石头》对国产故事片平添希望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产动画长片。

　　在世界范围内，动画片是一类利润丰厚的影片，美国皮克斯的动画片每年都会在世界范围内赚得数亿美元，而日本的动画长片是其电影产业最重要的支柱，而每年因为动画长片的副产品创造的价值更要以十亿美元计算。反观我国，进入90年代以来投放影院的动画长片只有《宝莲灯》、《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可怜的“小猫三两只”，而且水平也似乎不值得夸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总是能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拍出过《大闹天宫》和《哪叱闹海》，为什么现在就不会拍动画片了呢？

　　《大闹天宫》是特殊年代的产物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过于宽泛，但如果能够从某一角度回答仍然可以切中当今中国动画长片的根本问题。1964年的《大闹天宫》不但在当时绝对是世界最高水平，在当代看来也堪称经典，而看看从那时到当今的国产电影，能达到《大闹天宫》这样世界先进水平的寥寥无几，而在技术和视觉效果的角度上，几乎没有什么国产电影能和这部片子比肩。这主要是因为动画片和故事片不同，它不需要大型、先进的设备，不需要劳师动众的外景拍摄，也不需要庞大的后勤支持，需要的只是简单的设备，以及人的技能和劳动。理论上讲，动画片必需的成本很低，如果不计报酬的话几乎可以达到“零成本”，而如果不计生产周期的话，它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也只取决于制作者的技能。

　　在1964年，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动画制片厂是铁打的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是一个人的家，人员流动很少，动画师更没有什么“流动”的可能，而且当时各个部门的工资差异极小，动画师也不会因为受到别的诱惑而分心。另一方面，动画确实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值得全心投入。在封闭的环境里有一群心无旁骛的动画师，中国在1964年能制作出《大闹天宫》这样水平的动画长片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金和机制的束缚

　　而进入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使人才开始向高收入的工作流动，薪酬成了动画师选择项目的关键因素，所以制作动画长片越来越变成一项高成本的事业。而另一方面，国营的动画片厂因为动画片制作的特殊性，需要的设备方面的投资要远远少于制作故事片的企业，所以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力较为和缓，转型也相对缓慢。中国的故事片找到了多种多样的融资渠道，取得了很多战果，而动画长片却一直是被资金遗忘的角落，同时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没有理顺的关系，这也是《魔比斯环》难产的重要原因。在有些情况下，制作部门能够筹到资金制作动画长片，但是因为薪酬太少而不能吸引到好的人才，造成制作水平低下。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多数运动画面中绘画师都找不到正确的明暗交界线，似乎在背光的一面沿着轮廓线涂上一道就能表现立体感似的，这种动画看上去肯定让人不舒服。事实上，制作质量低下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在荧屏上司空见惯，而在电影院中这样的作品肯定难以为继，不知这对中国动画长片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除了资金的问题，体制对人才的束缚也是一大问题。中国民间已经涌现了一些动画高手，老蒋、彼岸天工作室等网络动画人可以在“零报酬”的情况下制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然而中国现有的动画制作体制却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才整合起来生产动画长片。相关决策者的意识老化，用人机制不合理，过分强调民族性和教育性都是打击动画高手参与国产动画长片的重要因素。

　　失落的文化特色

　　最后一点，恐怕也是最难解决的一点，中国文化正处在大转型期，动画长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1964年，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艺术家万氏兄弟、张光宇等人还健在，他们可以把曾经浸染于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银幕上。而在当代，具有这样的传统文化涵养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找到，而面对来自海那边的《超人总动员》和《攻壳机动队》，中国的动画人又感到一阵阵失语。如果不能把中国人的心境和世界电影文化的潮流结合在一起，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立足点，那么“中国历史攸久，文化精深”也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所谓特色不是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它需要大量的摸索，中国动画长片需要迈出不止一步，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其实，中国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对自己说，对世界说。对人类和谐、世界和平的信念，在迷失之后找到新自我后的从容，理解诡异命运和复杂局面所获得的智慧，还有历尽险滩归于大海之后的自信……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够拍出一大批真正属于自己的动画大片，向世界说出自己的声音。

　　□本报文娱评论员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