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岭南的先声

　　《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当下中国媒体最值得关注的版面之一。

　　王晓渔 撰文

　　开启新的社论气象

　　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这是现代人的“晨祷”，黑格尔说过这句名言。但显而易见，这是18、19世纪之交的修辞，如今阅读报纸更像是“晨漱”，人们用它漱去隔夜的信息沉渣，然后提醒自己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漱口要吞进洁净的水，但不是为了饮用，而是以吐出被口腔污染的水而告终；阅读报纸同样如此，它以遗忘为前提也将导致遗忘，展开新的报纸就意味着昨天已经成为历史。除了图书馆，人们很少保存报纸，更很少保存报纸上的记忆。这固然为那些出尔反而、今是昨非的消息提供了方便，对于编者和作者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情。只要跟写作相关的人，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存在得更长久一点呢？

　　从时效性来说，时评首当其冲，它的平均寿命只有一天。这就产生了分歧，时评究竟是为当下写作，还是为历史写作，但这一定是分歧吗？历史不正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诗歌、哲学完全有可能当时默默无闻，后来被重新挖掘，我们却很难想象一篇没有任何反响的时评会被历史记住，也很难想象一篇影响时代的时评被历史遗忘——即使遗忘，也不是时评的责任，而是历史的责任。《热言时代》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很难断言这些时评会被历史记住，至少它们在一两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重读。只有一天寿命的时评，拥有了一两年的寿命，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功。

　　这本书按照报纸的栏目设置分为社论、街谈、宏论和个论。近年来，不少报纸开设了“社论”栏目，可惜绝大部分都没有摆脱既有的模式限制，把中庸当作中立、把客气当作客观、把庄严当庄重。《南方都市报》(还有《新京报》)则是为数不多的开启新的社论气象的媒体，比如《嘉禾事件结案是庶民的胜利》、《向枪口下的伊拉克民主致敬》等，你可以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却无法忽视这种声音，它们远远胜过那些各打五十大板的稳重文章，后者看起来似乎更加全面，读过后一无所得。与较为严肃的社论相比，街谈要显得更为活泼，使得读者可以在沉重之后稍微放松一下，以免患上“读报抑郁症”。个论是整部书的主要部分，也最为波澜壮阔，暂且不说其中几乎聚集着时评作者的全明星阵容，但是那些题目就足以让读者回味良久。比如长平的《高校不应建立网络围墙》、《“网络助谣”是最大的谣言》，葛剑雄的《公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等文章，在发表的时候就备受关注，现在重读又有不同的感受。与一般的时评往往“质胜于文”，只强调观点不注重写法相比，《热言时代》却很注重后者，很多文章“文质彬彬”，这也是它可以突破时间限制的原因之一。

　　我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说，《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当下中国媒体最值得关注的版面之一。也正是这样，借《热言时代》的出版反思时评的得失才更有意义。

　　与流行的“公民写作”保持距离

　　我最初注意到《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因为它在征稿启事中明确表示拒绝杂文笔法，它们的时评与此前的杂文确实有着很多不同之处，但毋庸讳言，两种文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互相混杂的形式出现。两者究竟如何区别，在哪些方面可以共享，这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中继续探索。在读《八年》时，我还注意到《南方都市报》的时评试图与正在流行的“公民写作”保持距离。我个人非常认同“公民写作”这种理念，但是对当下的公民写作持负面评价，更倾向于认定它是一种幻象，实质是“职业公民写作”。我曾经留意一份本地(上海)报纸的来信栏目，发现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位“读者”，他们已经变成了“职业读者”，碰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说上几句大同小异的话。后来我发现这些作者活跃于各个地方媒体的时评版面，构成它们的主力阵容，以致形成一套“时评程序”，只要输入新闻就可以生产出时评。《热言时代》的与众不同，或许要部分归功于它与传统的杂文和流行的“公民写作”主动拉开距离。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并没有根除一些旧模式，有时它在摆脱旧模式的同时又进入新模式。在我的印象中，“庶民的胜利”以及类似的观点就反复在它们那里出现，甚至有趋势成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呼唤庶民的权利，体现了《南方都市报》不同于其他一些媒体的过人之处，但庶民是否在任何事件上绝对正确？某些事件能够简单地与“庶民的胜利”直接联系？这些都是疑问。时评需要打破“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用一套意识形态取代另一套意识形态，进行自我循环地论证。前几天在读阿伦特的著作，想到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也属于广义的时评范围，但是这种文章很难在中国出现。一个思想者进行写作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观望事件的发生过程，可是我们的时评过于强调时效又喜欢进行预测和断言，有时事件还未完成就作评论，以致同一期报纸出现B叠新闻与A叠评论完全相悖的情况。从版面上说，1000字左右的篇幅也难以展开一个问题，往往以表达立场为主。在这个方面，《南方都市报》已经具有充分意识，设立宏论栏目，让作者进行充分的发挥，但目前还不理想。

　　不管怎么说，《南方都市报》的时评都称得上是“岭南的先声”。它从“岭南”发出却辐射海内外，是“先声”却成为记忆，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障碍。对“先声”求全责备是不应该的，但我们有理由对它寄以厚望——“吹毛求疵”。从这本书的编辑角度而言，如果书后能够附录一些资料会更具历史价值，比如时评编者、作者的构成、时评版面的大事记。不知这些是否涉及“商业机密”，对未来的学者而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诗歌、哲学完全有可能当时默默无闻，后来被重新挖掘，我们却很难想象一篇没有任何反响的时评会被历史记住，也很难想象一篇影响时代的时评被历史遗忘——即使遗忘，也不是时评的责任，而是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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