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结果公布。最引人注目的是民盟中央秘书长高栓平列举的一组来自国家人事部的调查数据，称：2006年将有近6成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法制晚报7月17日的这一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凡响。7月27日，有媒体报道，共青团中央学生部称：这一报道与事实不符，属于炒作。实际的调查数据是27，25%的大学生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虽然数据变了，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关注。
这项调查样本包括全国近百所高校的4250名多名大学生，涉及与就业相关的就业比例、影响就业因素、就业途径、期待薪酬、权威说法等多项内容，相关数据也比较详细，可以说无论对学生、家长还是用人单位、政府的决策部门等，都有较权威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从一个普通公众的角度看待，这项调查还有太多的民意感受被忽略了。
比如，“调查”中所称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的都是那些人组成？对于大学生就业，有人说最发愁的是学生本人。其实，比学生更发愁的是学生家长，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利背景的普通百姓，毕竟供养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有不少是顷全家所有、甚至负债。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些普通百姓与有权利背景的孩子相比较，付出一样的学费、一样的寒窗苦读、取得一样的成绩甚至更加优秀，可结果是，人家依靠权利资源轻松进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垄断行业，自己的孩子却要在招聘会之间奔波，或不得不接受“零工资”的见习。他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希望“调查”中所说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是如何构成的？这其中有多少领导干部的子女？有多少有各种社会资源背景的子女？而无任何社会资源的平头百姓的子女又有多少？等等。有关部门搞清楚这些方面的数据以后，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政策，而不是笼统的说“就业难”，“学生失业大军多少多少”等。
比如，在学生就业的问题上，“花钱买岗位”的“潜规则”为何盛行？由于大学生就业难，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就业更难。因此，“花钱买岗位”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盛行，并且越往基层越显性化，越往上隐蔽性越强。近年来，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开会、没有宣传、没有文件，但毕业生进机关、干公安、当教师、做医生，各岗位需要掏多少钱，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多以“万元”为计算单位，收钱的名目多种多样，上岗费、建设费、集资费等等。有领导曾对笔者讲，这样做实属无奈，岗少人多，收的钱交到单位财务，总比私下交易要好些。与这些地方相比，有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在目前考试录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进人”实行指标控制，“金钱”交易就更具隐蔽性。这种“花钱买岗位”的“潜规则”，加重了群众就业负担，扭曲了国家的就业政策，伤害了大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还极易诱发腐败。因此，有关部门应规范考试录用制度，并推行公开、公正的透明操作，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入社会热点行业和部门的岗位时，能够在同一起跑线参与竞争，终结被“花钱买岗位”扭曲的就业途径。
再比如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环境如何才能更宽松？对于那些无任何社会资源谋求就业岗位的大学生来说，毕业后自主创业是生存手段的一种选择，国家也大力提倡。但是，我们目前的创业环境对大学生极为不利，这是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一股脑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挤的因素之一。即使大学生想走创业之路，家长们也会以创业环境的艰辛予以警告，事实也是如此。看看我们现在的城市里的个体户或微型、小型企业创业或经营的社会环境：税收方面：要缴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还要交纳营业、教育、城建等税和附加税；罚款方面：城管、卫生、交通、居委会谁都有权利找个理由罚款；检查评比方面：质检、验收、达标、文明建设、等名目多多，参与不参与不要紧，交钱就行。如此的创业和经营环境，刚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如何应付的了。虽然国家有多项优惠政策，但是要落实到没有任何背景的学生创业者身上，太困难了。对于创业环境的艰辛，官方的资料显示：由于不堪重负，加之工商、城管、交通、等部门的乱罚款、乱收费，我国自1999年到2004年的5年间，个体户净减少770多万个，每年平均破产128万个；2005年，法人企业净关闭30万家。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一个个体户平均就业2个人、一个个体企业平均就业10个人计算，因各部门的合法与非法的收费罚款而减少的就业岗位就高达1840万个。据国家人事部的数据，2005年我国的高校毕业生338万，2006年为413万。一方面是我国庞大的大学生毕业大军面临就业压力，一方面自主创业和经营的社会环境又如此残酷，应对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政府统筹考虑。
大学生就业调查之所以忽略了许多民意感受，主要原因是官方意识较浓。类似这样的调查，应当有民间机构溶入；从调查的设计来讲，不仅要调查学生，还应当调查学生家长。这样得到的相关数据和信息，也许会更全面、更客观。(李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