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霍金曾经是女孩；宋江与张飞结拜；鲁迅与“四人帮”坚强地战斗；秦孝公运用管仲的“商鞅变法”使国富兵强；《时间简史》就是要教育我们要珍惜时间——凡此种种，就是在近四年来高考作文中出现的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对此，有媒体评论说，这些支离破碎的文化碎片，与其说反映出学生的文化无知，倒不如说是应试教育恶果的一次集体呈现。(7月
30日《江南时报》)
出现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荒诞，把责任全部推到应试教育身上是偏狭的，是一劳永逸的，更容易回避问题的本质。可以说，每年的高考都会有类似低级错误，从数百万的考生中翻捡出数十例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太容易了。推而广之，从硕士生、博士生考卷中找出几例类似错误，也非难事。用有限的例子来否定整个考生的素质，继而作痛不欲生状，我只能说这有点矫情。如果再微言大义，上升到传统文化薪火难续的高度，就实在有些危言耸听了。
须知，这样的低级错误不是近几年高考才有，也不仅仅出现在当今的考生中。在唐代，一考生参加科举考试，在文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话：“昧昧我思之。”该考生误将“昧昧”写成“妹妹”。主考官读后不禁莞尔一笑，提笔在旁边批道：“哥哥你错了。”在重要考试中，出现张冠李戴、拉郎配等可笑的舛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我相信即便哪一天完全素质教育了，也会有这样的怪状。
许多论者一方面对大陆的年轻学子愤愤不平，以为这一代是无根的、垮掉的一代，不学无术，将断送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对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歆慕有加，认为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颇为成功。其实，大可不必厚彼薄此。国民党籍“立委”洪秀柱就曾大叹时下台湾的学生国语能力太差。比如，“他为了要成功不折手断(不择手段)。”“我的弟弟长得欣欣向荣”。由此可见，大陆学子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无须上纲上线，要找出这些学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才是正道。
1978年，75位诺奖得主齐聚巴黎，有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一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这个答案不难理解，因为幼儿园时的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比如要诚实要礼貌要互助。悲哀的是，越到最后我们的教育越忽略培养人性的教育，淡化了最重要的人格培养。因此，著名院士杨叔子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亦即提高人的素质。
“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格式化’了。”这是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的感叹。“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忧虑。无须赘言，出现给霍金变性的笑话是考生的尴尬，但没必要大惊小怪。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做到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结合，使学子心智健全、健康，即便偶有不知道霍金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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