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实践证明，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们同国内和本校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才一起共同构成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力军。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人才同任何谎言一样，终归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段话出自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主要针对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后者曾表示北京大学40％的海外引进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拿着全职引进的钱，却没有在学校尽到全职的工作任务，而是虚领报酬。
由于缺乏更多的来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我对丘成桐先生和北大新闻发言人都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我不打算继续讨论海外引进人才的“空饷”问题，而是对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公关”有所质疑。北大官方的正式表态，不但没有让“谎言”销声匿迹，反而使丘成桐先生已经沉寂下去的言论再度引起关注并唤起共鸣。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危机公关”案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经开展过“危机公关与新闻发言人”培训计划，遗憾的是，近水楼台的北大新闻发言人似乎没有接受过这种培训，而是沿袭了后宰门思维:在主题上顾左右而言他，在逻辑上进行真理在握的循环论证、在话语上占据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地。
这位新闻发言人一口否定丘成桐先生的批评，并将之斥为“谎言”，可是他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既然说对方“歪曲事实”，就有必要澄清“事实”，可是新闻发言人的绝大部分言论都用在谴责对方上，只是用非常简短的篇幅说明海外引进人才中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之分，两者在校任职时间有所不同，待遇也有所不同。即使这段说明也语焉不详，北大究竟引进了多少海外人才，其中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各占多少，他们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间又有多少？这些重要的信息都没有交代，自然缺乏说服力。至于此前丘成桐对自己弟子、北大特聘教授田刚的批评，北大新闻发言人更是置若罔闻。
“实践证明，……，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种以“实践”和“历史”代言人说话的姿态是一种反逻辑的逻辑，也是新闻发言人的大忌。新闻发言人认为自己代表北大，所以对北大情况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他却忘了自己与北大属于“利益相关者”，公众可能会对他的言论抱着更加怀疑的态度。一个人知道实情，不等于他会说出实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更何况，“实践”如何证明、“历史”如何检验，不是新闻发言人所能决定的。“它歪曲……，严重侵害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反道德的辞令同样不会唤起公众的认同。缺乏事实证据的义正词严虽然铿锵有力却格外空洞，很难想象这种话语出自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更像是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口气。
北京大学海外引进人才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明晰。可是北大新闻发言人的问题，却通过这一事件凸现出来，他们的“危机公关”有着后宰门思维的各种症状。值得指出的是，后宰门思维不仅表现在此次事件，也不止体现在新闻发言人身上，它由来已久、屡有发作。就在不久前关于“北大沦为二流”争论中，香港各大学校方频频释放善意，指出“北大、清华都是一流的大学”，而北大有关人士却指责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竞争是不公平竞争。或许后宰门思维的动机和用意都是好的，可是“危机公关”不看动机和用意，指责对方“别有用心”或赞美自己“用心良苦”都无济于事甚至会适得其反。新闻发言人和公众、媒体的关系是平等的，“训话”方式只是后宰门的遗产，现代的文明社会无需继承——堂堂北大没有必要向后宰门小学看齐。
(作者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