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7月30日晚10时许，家住四川自贡大安区某社区的李文兵乘凉后回到家门口的过道时，发现一男子正垫着脚朝自家的浴室张望。此时，李文兵的女儿李琳（化名）正在浴室洗澡。李文兵冲上去一看，那人竟是邻居赵军。随后，李文兵报警。很快民警将赵军抓获。对此，大安公安分局以实施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给予赵军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记得有学者曾疾呼，别让“偷窥时代”提前一个世纪降临！的确，而今偷窥、偷拍
、窃听他人个人隐私的行为已有自潜伏期向“外显期”过渡的趋势。即便自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偷窥、偷拍等行为将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但真正如自贡警方这样，让偷窥者如此之快地受到处罚，笔者觉得颇为新鲜。
新鲜也好，下一步各地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大执罚力度也罢，相信偷窥这个社会没落墙壁上滋生的顽疾，是不会轻易自愈的。越来越多的偷窥报道，越来越多的偷窥镜头，越来越多的对偷窥的担心，都接踵而至了。这种担心和觉察以及国家法律的强力跟进，能在多大程度上压制偷窥的邪气呢，这是一个疑问。
其实，偷窥、偷拍盛行成今日的这幢大楼，非一日之“功”，完全是我们社会的颓废思潮的一块块砖头砌就的。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一提到偷窥，很容易将这样的行为联系到克格勃、中情局等机构干的高科技“勾当”，与草根阶层之间没啥瓜葛。而大多数被偷窥、偷拍者，都是有地位有名气的公众“星级”人物，但几年过去，这种既定的“偷窥形态”便被打破。
这样一来，不管是贵族化的明星还是草根化的百姓，偷窥者似乎已不在乎被偷窥对象的声望与地位，更倾注于一种感官刺激。他们正是抓住被偷窥者坚守的个人形象不被“第三只眼”偷视的这一要害，而一次次摸黑爬墙实施偷窥、偷拍，并利用他们偷窥时的短暂快感，去填空心中的空虚，去利用偷拍后的“作品”对被偷拍者的公众形象进行曝光要挟以达到自己物欲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似乎很容易在自贡警方开出的这笔“偷窥罚单”前感到悲意。按一位著名学者的说法，任何社会道德的问题沦落到靠法律去惩办之时，这个问题已无可治愈。我们当然不能轻易灰心地认为偷窥现象的不可治理，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渴望社会尽早树起一根痛恨偷窥的道德高标。
特别是我们的社会组织不应过早向强大的丑陋意识缴械，将急需重塑的道德约束尽快推给法律，即便法律已出台。社会需要法治，但是，社会更需要法治在最需要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意识道德看起来是一个虚拟的命题，实则却是一个完全可以触摸的现实。当公权人、明星、百姓在下意识地对诸如偷窥这样的不道德行为进行“逆向鼓励”时，一种恶性循环的道理沦丧就会趁虚而入，到那时，任何法治意义上的处罚都显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