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7日新华网报道，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的小郭，今年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近日，她的父亲郭某找到红旗镇政府，希望镇政府盖章出示一张贫困证明，以便让小郭去大学办理助学贷款；但是，镇政府却让他先交纳应缴的某项费用，否则不予办理。
长期以来，我们认定贫困的标准就是各级政府的证明信函，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政
府信用和认定贫困为扶贫救助活动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是，在今天，当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贫困证明打击”后，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打破贫困生基层政府唯一认定的方式和模式，在眼下，是不是可以尝试？
应该说很多情况下，各级政府还是能够履行信任认定和信用考验的，可在“贫困证明”面前，也常常发生一些故意刁难贫困家庭的事实存在。这些基层政府因为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和民本意识，或者内心有衙门作风和“老爷气派”，对待群众的这种最底层的生活需求却往往会有冷眼、官腔和不予理睬。或者用官场通用“应该给好处费”等潜规则要求贫困家庭“意思意思”。正如郭某的哭诉：“红旗镇政府却以收某项费用为由，不给孩子开《贫困证明》，《贫困证明》和应缴的费用有什么关系？国家都允许孩子助学贷款，镇政府却成了‘拦路虎’，这不是故意刁难我们老百姓吗？”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张皱巴巴的贫困生证明背后可能就有隐形的坑蒙欺骗。——“贫困证明信函”加重了贫困家庭的经济成本和精神损伤。
再者就是“贫困证明信函”的垃圾化和泛滥化。贫困家庭不能轻易得到的贫困证明信，在权力资源丰富者的手里，在富有阶层手里，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迎来往送、推杯换盏之间，就搞定了一张贫困证明。于是有人会利用这种权威的认定和虚假信息，套取捐资助学资金、欺骗国家希望助学捐款。这就经常发生贫困生在家住豪华楼房，在校打手机、高消费、首富儿子冒充贫困生的荒唐事实。浙江吉利集团为了保证贫困信息的真实，“专门成立了一个12人的寻访小组，近日将分赴湖南、江西等地开始寻访。整个寻访过程历时数月，花费几百万”。捐助助学活动不得不耗费大量的关系资源和经济资源，用“亲自查找，登门拜访”的形式验证贫困生的真假面目。——这种“垃圾贫困信”为社会助学蒙上了垃圾色彩，严重损坏了捐资助学的公益性和公平性，更让社会诚信体系受到亵渎。
贫困不贫困，不仅仅是一张证明信就能证明的。如果说过去人们仰仗于这种信函为捐资助学工作带来了方便、便捷和公平公正，提升了工作效率的话，现在，这张证明信函的上述功能已经褪色了，受到了质疑和拷问，失去了应有的公正公平，而成为了腐败堕落的温床和机会，更影响了社会形象和工作效率。所以，高校考评贫困的方式，不妨做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不妨从实事求是出发，用看得见的事实让学生自己进行“无声证明”，看看学生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看看这些学生是不是具有勤俭节约的习惯，是不是具有量入为出、大手大脚、非常贵族，接受同学、老师和社会的监督。据报道，清华大学学生处负责人说，每年学校将对5%的被资助对象进行资金使用抽查，如果学生花钱大手大脚，将被取消资助资格。虽然这种做法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广大群众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别让贫困绊倒在一纸证明面前。在各种捐资助学活动中，通过学生自己实事求是的身体力行的贫困证明，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贫困认定方式，让贫困生带来更多收益，让“伪贫困生”丑陋面目被阳光戳穿，为社会带来更多公平和期待。作者： 耿银平（正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