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凯
最近有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一化名为“吉林女生”的女子在网络上发帖，不仅指明道姓地描述了在中学时期（10年前）被某男生性骚扰的往事，同时还透露，本班和外班曾有多个女生遭遇了他的“黑手”，帖子最后公开悬赏1000元，希望网民提供该名男生骚扰、非礼女性的资料。（《新文化报》4月20日）
帖子发出后，网民大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同情，有人主张揍他一顿，有人让她拿起法律的武器……我对网民们的反应丝毫不感到奇怪，惩恶扬善一直是人们心中不倒的天平。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惩与扬”的结果应以怎样一种形式去实现？
早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以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法则是实现正义的古老方式，同态复仇被视为恢复正义理所当然的手段。而在国家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私人报仇仍然盛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这样的规定：“自由民毁坏另一个自由民之眼，亦应毁其眼……”；中国历史上熟为人知的伍子胥掘墓鞭尸、勾践卧薪尝胆、赵氏孤儿等等，都是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毫无疑问，以私人手段实现正义有着直接、便利、贴近人性的优点，但是，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私人救济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假设每个人都被许以自己所理解的“正义”合法侵害他人，势必循环演绎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无穷无尽的相互斗争中，社会秩序和生活安宁将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你死我活的拼斗，人类学会了将纠纷交与第三方裁断。最初，裁判完全寄托于神灵，之后，这个职能逐渐由某个公共机构承担。同时，为了保障裁断得以顺利进行，警察、监狱、军队等暴力机构也应运而生。在现代文明国度里，法院享有解决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判力，因此被视为守卫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不仅来源于国家的强制后盾，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种合法而正当的程序，让纠纷和不满在平和、理性的过程中得到释放和融解。总而言之，现代社会确立了以公力救济为主导的正义实现模式。
当然，我们也承认公力救济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公共救济的滞后性决定了在特殊情形下，私人的救济手段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这种私人手段必须被限定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限度之内。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典型私人救助手段外，在日常生活中，私力的救济范围更为广阔而多样。例如，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纠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情形反而不多，更多的情况是，人们通常习惯于熟人间的相互合作、彼此依赖来解决纠纷，同时辅以非正式的制裁（如道德谴责）来威慑不遵守规则的人。
所谓的“网络通缉令”本质上也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公力救济的启动往往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权利受损发生的年代比较久远，相关的证据可能已经灭失，公力救济就会显得无能为力，这时个人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便有望增加自己举证的能力，从而辅助“公力”实现权利的救济。但事实上，就算帖子所描述的情况属实，无论从民事亦或刑事角度来看，10余年的间隔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或追诉时效。可以看到，“吉林女生”发布该帖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希望“用舆论和言语的武器去惩罚对方”，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是有限度的。按照目前我国法律的规定，私人发布“通缉令”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通缉令必须将犯罪嫌疑人的照片、特征、住址等个人信息公诸于众，是为了保障追诉程序的进行而对个人权利的一种严厉限制，只能由公安机关依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一旦出现失误，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通缉令”详细描述了被通缉者的“违法犯罪事实”，如果这属于捏造，显然降低了他的社会客观评价，构成了侵害名誉权。此外，就算帖子所说的情况属实，这个行为也侵害了对方的隐私权。帖子说到了对方真实姓名，说到了曾就读的学校和班级，哪怕是那些被据以指责的“恶行”，如果不是基于法律的明文限制（如犯罪前科报告制度），同样是不得随意披露的私人信息，属于隐私的内容，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另外，从帖子的主要目的来看，虽然道德的谴责本是私人救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道德不应随意涌入和破坏法律的基本秩序。由于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帖子所描述事实的真伪暂时无法确证，道德的谴责也就缺乏一个立足的前提，如果罔顾这个前提，“私力”的种种弊端便可能如野草般蔓延，造谣和诬陷就会大行其道。
此事提醒人们，遇到侵害应尽早举起法律的武器，如果丧失了时机，不仅不能有效维护自己权益，反而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益，这样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