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敬涛
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河南省洛阳市枣农李年红一怒之下，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一篇《撒枣农民生存状态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农民的家庭重负、一家四口的城市账本、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一个简单的生存设想、一个群体的生存之难。（9月4日《郑州晚报》）
看着那张李年红流着眼泪，把一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地撒进河中的照片，我不知道在此时李年红的心中，是一种怎样的无助与所谓抗争，对驱赶他的城管又是一种怎样的“怨恨”。
那么，“我就是土匪”的野蛮城管，是万恶之源吗？不。客观地说，在这一过程中，城管队员只是作为一种“体制”或者说是“管理思路”的忠实实践者，并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自己野蛮和不讲人情的“驱赶”行为提供道德辩护。在这里，李年红们所遭遇的，只是在一个日益技术化、体制化的现代社会中一种“平庸的恶”。
上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而艾克曼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2006第8期《读书》）。
这种“平庸的恶”在一个技术化、体制化的社会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比如配备着ＰＤＡ终端、防刺背心、头盔等“武器”，无情地掀翻李年红们摊位的城管队员；比如，病人无钱治病，眼睁睁地看着在离急救室十米外厕所旁死去的医生；比如，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却乱收费的学校和教师；比如我们每个人对于艾滋病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投去的那白眼和不自觉中的躲避与歧视，以及这种躲避与歧视形成的社会心理，使这个群体走向日益的边缘化……这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
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平庸的恶，却缺乏平庸的善。人们因此把平庸的恶，视为理所当然，而把善作为地平线一般可远观而不可到达。所以，公共管理部门宁愿花费巨资给城管配备“装备”，也不愿为李年红们搭建一个可以谋生维持基本生存的市场或平台。枣农李年红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的图片，需要我们警醒。就如阿伦特所洞见到的，“平庸的恶”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来源：潇湘晨报
